（一）古代政治
【羈縻制度】 唐宋時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設置的一種“以夷制夷”的籠絡制度，是所謂懷柔政策的結果。唐代，由于版圖廣大，從太宗起，為適應“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的新形勢，在邊遠少數部族地區置羈縻州縣。所謂羈縻，《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云： “羈，馬籠頭也，縻，牛纼也。”《權官儀》云：“馬之羈，牛之纼，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絆也。”太宗時，大量設置羈縻都護府、都督府、州、縣四級，至開元年間，在西北、東北、西南等地建立了羈縻府州約850余個。在湘西地區置黔中、瀘溪、靈溪等羈縻州，至宋代，湘西共設有38個羈縻府州。羈縻府州下設縣和峒。州有刺史、縣有縣令、峒有峒官。這種政治制度統治特點為：其一、“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疆域以某一大姓所形成的自然區域來確定；其二、各州刺史及屬下峒主，均由原部落首領擔任，并可世襲；其三、朝廷一般不直接向羈縻州的居民征收固定賦稅，即“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其四、羈縻州刺史可保留本部兵馬，即所謂的義軍、土軍、土丁等。總的來說，羈縻制度的建立實施，加強了中央政府對邊疆地區的統治。【土司制度】 歷史上封建王朝用贈封邊疆少數民族首領世襲官職，以統治該地人民的一種典型的軍政合一的組織制度。是羈縻制到流官制之間的過渡形式。土司世代相襲，并有嚴格的封建等級制；朝廷或行省對他們有考核、升降、遷調和罷免的權力；土司必須定期或不定期向行省和朝廷承擔各種經濟負擔，其武裝力量也須聽從國家的調動。湘西地區的土司制度，從元代計，到清朝雍正年間，共有400多年的歷史。元明兩代，將各種不同的行政制度如土官土司制等納入全國行政體系，為邊地經濟開發，社會進步以及維護多民族國家統一起了積極作用。但土司制度具有濃厚的地方割據性和封閉性，嚴重阻礙著各民族間經濟文化的交流，不利于國家的安定和統一。所以至清雍正年間，開始進行“改土歸流”。【土司】 元、明時在西北、西南、廣西等少數民族地區設置的與土職相聯系的政權機構或衙門。按等級分為宣慰、宣撫、安撫等武職和土知府、土知州、土知縣等文職。元時，先后在湘西設立永順安撫司、新添葛蠻（轄保靖）安撫司等。明清王朝在元朝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土司制度，土司首領由土官擔任，他們既是各自轄區里最高行政長官，又是本地區內最高的軍事首領，實行的是封建世襲制。土司與封建王朝的關系是封建王朝在政治上利用其原有的貴族進行統治，經濟上讓原來的生活方式維持下去，給封建王朝承擔一定的義務。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內地與少數民族交流的增多，明清兩代逐步進行了“改土歸流”。【土官】 形成于元代，是各種土職官員的統稱。元代，在所謂“遠服”和諸溪峒（即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行省以下，不設州（府）縣，而設招討司、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番民總管和峒民總管，并參用土官。土官是已歸附的少數民族首領通過中央政府任命的官職，一般是世襲的，“世有其土，世掌其民”。這是唐宋以來羈縻制的發展。土司制度之始，中央政府對土官的控制較松，他們即使犯了罪也罰而不廢。實際上在其轄區內，土官至高無上，為所欲為，是獨立或半獨立的封建王國。明朝時，土官土司制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明朝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經招撫和征討之后，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元朝建立的土司制度，明代土司以宣慰使最大，下轄安撫使司、長官司、土州和土舍。【衛所司】 明初，朱元璋建立衛所制度。“自說師達于郡縣，皆立衛所”（《明史·兵志一》）。一些軍事要地設衛，衛下設所，統轄于都指揮使司。約每112人編一個百戶所，1120人編為一個千戶所，5600人為一衛。全國200萬左右的軍隊均編入衛所之中。湖南境內共有衛12個，千戶所19個。大湘西共有衛6個，即辰州丑（今沅陵縣）、常德衛（今常德市）、九溪衛（今慈利縣）、永定衛（今永定區）、靖州衛（今靖州苗族侗族自治縣）、崇山衛（今花垣縣吉衛鄉）等。大湘西內有千戶所4個，即安福守御干戶所（今桑植縣）、麻寮守御千戶所（今慈利縣）、大庸守御干戶所（今永定區）、鎮溪軍民千戶所（今吉首市）。【桑植宣慰司】 治所在今縣北芭茅溪鄉桑植坪村。世系為：向仲山——思富——萬成——永政——寬——世英——經——綬（經弟）——仕祿——宗政——忠和——承周——一貫——瞿——鼎（瞿弟）——長庚——國柱——國棟（國柱弟）。巴蜀盤龍洞主向嗅發長子向思勝，于宋景炎三年(1278)，奉命來桑征苗，時桑植土酋苗酋來附者52處。思勝率領土苗酋人服化，因功授“湖廣桑植等處地方軍民宣慰使”司職，（見《桑植司志》）。向仲山，思勝孫，其先本蠻酋。元朝元統三年(1335)春，功授湖廣桑植地方等處軍民宣慰使司職，頒發印篆一顆，賜袍、玉帶、虎符，并司署屬員如帖堂、經歷司、總理、總巡、三廳官、五營中軍、備戰指揮使，暨原屬下朝南安撫司，約束土苗、管理上、下桑植地，并兼轄施州三里下軍民（見《桑植司志》）。向思富，仲山子。明洪武七年(1374)，以軍功授原職，頒給印篆，并設土經歷、土中軍等官，受其節度，轄桑植土民，兼轄旋州軍民（同治《桑植縣志》卷八）。清順治四年(1647)鼎歸清，授原職，頒給印篆（民國《九溪衛志》）。《清史稿土司一》稱：明置安撫司。清順治四年(1647)，宣慰司向鼎歸附，授原職。鼎子長庚調鎮古州八萬。長庚子國棟，與容美、永順、茅崗各司相仇殺，民不堪命，雍正七年(1729)，“改土歸流”，國棟被安置河南開封府。【桑植司】 前身為荒溪州，原州治在今芭茅溪鄉桑植坪村。宋高祖紹興三十年(1160)欽旨“改荒溪為桑植司”。桑植坪為桑植土司第一個司址。因處地偏僻，元大德年間，桑植宣慰司使向思勝，移址于“官屋場”。此地后倚高山，前臨澧水，上下皆峭壁，僅正前方一渡口可過人，筑墻為城，方圓里許，附近有跑馬場，以作練土兵之用。修有烽火亭，為舉事報信之便，命名“老司城”，土人稱土司為官，故名“官屋場”。現城垣雖頹廢，但城墻基石、石獅石象等建筑遺物猶存。元惠宗元統三年(1335)，思勝孫向仲山因調征有功，授湖廣桑植地方等處軍民宣慰使司職、管理上、下桑植地，兼轄施州下三里，地盤更加擴大。而老司城地處邊角，便另勘地于兩河口舊街，修造城垣衙署。此處地勢險要，前臨綠水河，后負黃瀑界，上下皆峭壁，中間一塊數百畝的坪地，較老司城更理想。現雖歷五百余載，城垣已破損，但尚存部分磚木古建筑群。“城門口”、“衙門口”、“主事殿”、“賽馬坪”等地名，仍為當地人習慣稱。此乃舊司城。清康熙年間，向長庚襲宣慰使司職，見城破舊，陸路交通不便，便擇其上游15里處的新街修建司城。經十余年大興土木，于康熙五十八年( 1719)落成，稱新司城。“改土歸流”后，改設千總署衙。民國初年，為土匪燒毀，現尚有斷垣殘壁之痕跡。【柿溪宣撫司】 今桑植縣西南廖家村、陳家河等地：世系為：向克武——萬明——萬才（萬明弟）——永通——世祿——天福——定安——仕德——仕金（仕德弟）。仕金卒，因兄弟爭襲，司分為二，即上峒長官司與下峒長官司。上峒長官司世系：向仲賢——世雄——榮宏——定邦——瑤長——友芳——世奇——秉忠——德祿——國棟——九鸞——元欽（鸞孫）——玉衡。下峒長官司世系：向仲貴——廣（仲貴孫）——勇——顯宗——忠葵——天爵——國用——懷忠——德隆——化龍——日葵——鼎成——良佐。向克武，其先亦蠻酋，宋末柿溪苗叛，克武奉調剿平，以功授柿溪宣撫司職，其地即上、下二峒（同治<桑植縣志》卷八）。克武傳萬明，萬明傳弟萬才，萬才傳永通，永通傳世祿，世祿傳天福，天福傳安定，安定傳仕德，仕德傳弟仕金。仕金有二子（一說有三子），長仲賢，次仲貴，兄弟爭襲。明宣德四年(1429)，廢宣撫司，改為上下二峒（一說是上中下三峒）長官司，命兄弟分管土民，分納票糧，三年一覲。①上峒：仲賢傳世雄，世雄傳榮宏，榮宏傳定邦，定邦傳瑤長，瑤長傳友芳，友芳傳世奇，世奇傳秉忠。秉忠于明萬歷二十八年(1600)，調征播州楊應龍之亂，擒楊朝棟、楊維棟，以功升宣撫司回任。子德祿仍襲長官職。德祿傳國棟，國棟傳九鸞。清康熙二年(1663)，九鸞歸清，二十一年(1682)領長官司印，九鸞傳孫元欽，元欽傳玉衡（民國(九溪衛志》）。②下峒：仲貴傳孫廣，廣傳勇，勇傳顯宗，顯宗傳忠葵，忠葵傳天爵，天爵傳國用（嘉靖年間以征倭寇功蒙獎）。國用傳懷忠，懷忠傳德隆。明萬歷二十八年(1600)，調征播州，破九龍寨有功賜獎。德隆傳化龍，化龍傳日葵。清康熙二年(1663)，日葵歸清。日葵傳孫鼎成，鼎成傳良佐，清雍正十三年(1735)．良佐納土。（錄自<湘西土司輯略>）。【茅崗安撫司】 覃氏世系：覃添佑——文聰——朝——仲春——良佐——堯之——承坤——宗伊——瞻廷——陰祚——洪治——純一。茅崗土司始祖覃子榮，字添佑，明初歸誠，隨征陳友諒有功。時茅崗蠻作亂，榮率兵往征，招撫酋領，屢著奇功，授為茅崗隘安撫使，封開國鎮夷將軍，令世守其地，是為茅崗土司之祖。（光緒《永定鄉土志》）。清順治四年(1647)，永定衛茅崗長官覃陰祚，世襲土官，有功前代。至是與天平所千戶覃祚昌相繼投誠，給與印信。康熙八年(1669)，應冒據慈利十二、十三都地，編民入酋伍者。二十年，縣民劉明時赴京控訴，欽差馬某會北巡撫林帶兵擒應冒，誅之。（雍正）十二年，永定衛茅崗長官司覃純一繳印納土。覃氏世為土司，陰祚在順治初已歸附，猶襲世職。至是純一繳印納土，天平、麻寮二所亦相繼請設流官，給純一千總銜世襲。 （光緒《永定鄉土志》）茅崗土司石門天平所、慈利麻寮所相繼請設流官，分其地屬石門、慈利、安福三縣。（《清史稿·土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