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開展張家界歷史、文化、文化精神普及工作，是知我張家界、愛我張家界的基礎性工程。
　　通過以上粗略的介紹，如果用幾句簡潔的語言概括一下“張家界市情”，可以這樣表述：“張家界歷史悠久，文化深厚，是新興旅游城市和知名旅游勝地，又是老、少、邊、山的欠發達地區。”過去介紹市情，對歷史悠久、文化深厚這一表述有所忽略，有必要強化這方面的意識。
　　比如大陸無論老少，都知道臺灣是中國的神圣領土，這與我們一以貫之的宣傳教育有關；而臺灣如果仍然是搞**的陳水扁之流當家，用那套“去中國化”給臺灣民眾洗腦，其后果可想而知。美國這個國家，其實非常注重意識形態方面的宣傳教育，哪怕是好萊塢大片，如《拯救大兵雷恩》、《龍卷風》、《廊橋遺夢》等等，也是寓教于樂，培育和弘揚他們的“美國精神”，愛國主義、英雄主義和道德情懷等。1991年初版的《美國讀本》，堪稱一部“曾鼓舞、激怒、娛樂、折磨、安慰過美國人的文字”，因其真實地影響了美國人的觀念，甚至于奠定了美國人的性格基礎，而被譽為一部“偉大的書”。
　　大家知道，整合資源也好，統一步調和口徑也好，形成強大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好，需要采取一些相應手段予以強力推進，方能盡快完成文化認同和文化歸屬感這一過程。因此當前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是在全市干部職工和廣大市民中開展“知我張家界、愛我張家界”的普及工作，以改變目前不少人對張家界的歷史、民族、文化和文化精神缺乏了解的現象。受市委領導和市委宣傳部委托，我正在主編一本書，書名叫《張家界讀本》。按照“權威版本、大眾讀物、城市名片、百科全書”的編寫定位和“全面、準確、簡明、好讀”的編寫方針，融張家界歷史、地理、物產、民族、文化、旅游、建設于一體，凸顯張家界文化，提煉張家界精神，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以提升全市干部群眾和廣大市民的文化自信、文化自尊、文化自覺和文化認同，以服務世界旅游精品建設和全面小康建設。相信廣大干部職工、旅游從業人員、在校學生、廣大市民通過閱讀這本書，能夠起到“知我張家界”從而更加“愛我張家界”的作用。大家知曉張家界的歷史、文化和市情了，大家擁有文化自信、文化自尊、文化自覺了，大家找到文化認同感和歸屬感了，就能真正形成合力，自覺且自豪地聚集在“張家界”的旗幟下，一門心思打好朱總理所說的“張家界牌”。
　　二、愛我張家界，就應該形成強大合力，齊心協力打好“張家界牌”，同心同德建設好張家界。
　　形成知我張家界愛我張家界的強大合力，是一個系統工程。我這里從三個方面試作如下建議：
　　（一）毫不猶豫地豎起“張家界文化”旗號，大力弘揚“張家界精神”，以形成強大的文化認同感、文化歸屬感和凝聚力。
　　1．毫不猶豫地豎起“張家界文化”旗號，是樹立文化自信、文化自尊、文化自覺的需要，是完成文化認同和文化歸屬感的需要
　　去年一個西藏“3.18騷亂”，一個汶川大地震，成了10多億中國人愛國報國和民族凝聚力的一次大檢閱，使得那些總想打中國主意的敵對勢力倍感震驚。文化是最強大的東西，哪怕國家被消滅了，民族被征服了，文化卻無法被消滅被征服。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沒有發生斷裂的，就是以中華文化為靈魂的中華文明。中國歷史上有過蒙古族、滿族入主中原的情形，但他們帶來的本民族文化，很快就消解于浩瀚的中華文化之中，實施統治和管理國家，還得倚仗中華文化。
　　為了說明文化的頑強性和凝聚力，不妨試舉另一種類型的例子：20世紀40年代日本戰敗后，沾滿中國人鮮血的日本陸軍元帥、日本南方軍總司令寺內壽一死亡的消息，震動了新加坡的一座日軍戰俘營。這群正在受到公審的日本戰俘，卻張羅著要為當年的總司令寺內壽一筑一座符合元帥身份的墳，并決定墓碑必須采用今馬來西亞南部一座石山上的石料，因為日軍曾與英澳聯軍在那里發生過激戰，好多石塊都浸染了日本軍人的鮮血。于是，他們以修建戰俘營宿舍為由，征得看守他們的英國軍官的同意，開始大規模地采運石料。而遠在馬來西亞南部的那塊染血的巨石，則只能在星夜秘密偷運。我們可以想象偷運途中的日本戰俘，那低聲的呼號，搖晃的腳步，警覺的耳朵，尤其是星光月夜下那一雙雙不肯認罪服輸的眼睛，使人觸摸到了人類精神中極為可怕的部分。從資料中得知，這群戰俘還為其他戰死的日本兵一一筑墳立碑，就連被國際法庭公審和處決的戰犯，也被他們想盡辦法，弄到了每一戰犯處決時染血的泥土，匯集起來到這個墳地“下葬”。陰氣森森的墳地，墓碑排列整齊，好像還在期待著什么指令似的。你在憤慨這個崇尚軍國主義的民族何等頑固不化的同時，又不禁為這個民族的永不言敗暗自搖頭。二戰后島國日本迅速復蘇并重新崛起，顯而易見，與他們大和民族的文化凝聚力是分不開的。
　　作為一個新建的旅游城市，需要形成強大的文化認同感和文化歸屬感，需要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因此尤其需要通過推出“張家界文化”和弘揚“張家界精神”，來凝聚人心，形成合力。
　　2．“張家界文化”是“張家界牌”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自成一格，完全可以底氣十足地“自立門戶”
　　曾經有一種說法，叫“搶占湘西文化或大湘西文化的制高點”。粗粗一聽似乎充滿豪氣，但仔細一斟酌，搶占大湘西文化的制高點也還說得過去，搶占湘西文化制高點就就有點不對頭了，因為搶占的前提，是你已經承認自己是湘西文化圈子之內，已經是底氣不足了。我們張家界又不是沒有文化，如果真是沒有，那也只得找一個相鄰相近的來裝點門面，就好比前面打的比方，自己實在生不出來孩子，也就只好將就著去抱養一個。現在我們既然知道張家界的文化一點不比人家差，那么，響當當的“張家界牌”就再也不要妄自菲薄，丟開一點也不比人家差的“張家界文化”，去尋一個其他的文化來裝潢門面和虛張聲勢，自己把自己置于湘西的文化陰影之下。這不是狹隘地方主義，而是當仁不讓、舍我其誰的一種責任，是文化自信、文化自尊和文化自覺的表現。明明是自己的文化，卻偏要貼上人家的標簽；就好比明明是自己養出來的孩子，卻糊里糊涂讓孩子喊人家作爸爸，這種因為缺乏底氣而失去自我的表現，理所當然應該糾正過來。退一步說，真要搶占大湘西文化的制高點  也只能用我們的張家界文化去搶占，總不能搶著把湘西的旗號插到我們張家界的高地上來。打個比方，桑植的白族好漢谷壯猷當年率領一營弟兄浴血奮戰，第一個把起義的戰旗插上武昌城頭，這面旗子要是辛亥革命起義軍的才對頭，如果他插的仍然是清王朝的旗子，仗豈不是白打了，血豈不是白流了，旗豈不是白插了。總之，特色濃郁的“張家界文化”是“張家界牌”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足可以底氣十足地“自立門戶”，而根本無須去充當人家的文化附庸。張家界牌、張家界文化、張家界精神，置于一處幾多順理成章！
　　（二）腳踏實地作好張家界文化的基礎性研究和應用性開發，推動“文化對接”、“文化落地”的建設方略付諸實施。
　　1．把文化轉化為生產力，文化對接、文化落地是必由之路。
　　(1)關于“文化也是生產力”，國內最具說服力的是桂林市陽朔的一臺演藝節目《印象劉三姐》。世界級的自然風光桂林山水，世界級的本土文化品牌劉三姐，再加上一個世界級導演張藝謀，使得許多人沖著這臺節目去桂林旅游。去桂林不看《印象劉三姐》等于沒有到桂林，已成為一種時尚。即便是金融風暴的背景下，桂林旅游也逆勢而上，2008年在陽朔觀看《印象劉三姐》的門票人次是100萬，門票收入是1.8億元。更重要的是一臺節目帶動了陽朔整個旅游產業鏈條的滾動發展，沒有這臺節目之前，陽朔只是桂林旅游的一個驛站，通常是早上從桂林市區出發，乘船或乘車到陽朔玩三個小時，然后打道回府住到桂林市區。自從有了這臺節目，陽朔迅即成為旅游目的地，幾條賓館街如雨后春筍，刷刷幾下就冒了出來。《印象劉三姐》所創造的旅游神話，無疑是“文化是生產力”的生動例證。
　　(2)關于文化在城市建設和世界旅游精品建設中的重要性，市決策層已有清醒的認識。2007年伯俊書記在署名文章中寫道：要“著力提升本土民族文化”，“著力提升文化軟實力”，“實現民族文化與城市建設的對接”，“以迅速提升城市形象”。為了便于傳播，我這里姑且把它稱之為“文化對接”。小明市長也在有關場合提出“文化落地”的思路。二者都通俗生動地指明了文化轉化成為生產力的運作途徑。所以“文化對接”和“文化落地”，完全可以視作我市旅游城市和世界旅游精品的建設方略。張家界要建好城市和建成世界旅游精品，要把文化轉化成為生產力，文化對接和文化落地是必由之路。
　　2．“張家界文化”基礎性研究的短腿現象亟須改變。
　　“文化對接”和“文化落地”，具體由兩大塊組成，一塊是基礎性研究，一塊是應用性開發。前者是根基，后者是在前者根蔓上開出的花朵和結出的瓜果。基礎性研究做得越是扎實，應用性開發就越加成果斐然；基礎性研究工作沒去做或者沒做好，應用性開發就如水上飄萍、空中樓閣，十有八九是不倫不類、非驢非馬、華而不實。兩者是種豆得豆、種瓜得瓜、不種則顆粒無收的關系。
　　在重視基礎性研究方面，湖北恩施州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和我們相鄰的湖北恩施，20世紀80年代才成立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開始外面的人走進去，覺得不像少數民族地區。恩施州的同志就從民族文化的發掘整理這些基礎性工作做起。他們依托州政協、州民委和湖北民院的少數民族研究中心，陸續出版了資料型和學術型的本土文化叢書達數十種之多；他們在全州范圍內組織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搶救工作，組織評選全州民間藝術大師和民間工藝大師，并由州政府給他們發給固定的生活補貼；他們借民歌《龍船調》發力，響亮打出“龍船調的故鄉”這一旗號：他們把原本只是偏遠山區很窄范圍內的一個傳統民俗“女兒會”，發展成為全州規模的一個特色民族節日；他們在州府恩施修建橫跨清江的土家風雨橋等特色民族建筑；他們抓住全國性的原生態演唱大賽和全國青歌大賽之類有影響的賽事活動，通過推出恩施的文藝人才來推介恩施文化和恩施形象，等等。功夫不負有心人，恩施州致力恢復本地區民族風貌的戰略已經結出了可喜的碩果。當初去過恩施的同志再去恩施，感覺已大不一樣了。
　　3．“張家界文化”的應用性開發前景十分廣闊。
　　推陳出新是文化對接和文化落地應予遵循的方針。在我們這樣一個旅游城市，圍繞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購娛”，本土文化的應用性開發，有著十分廣闊的空間，飲食業、演藝業、工藝品業等眾多領域、都大有文章可作。李軍聲的砂石畫之所以取得成功，固然跟使用砂石這一繪畫材料不無關系，但這不是關鍵，關鍵是他集中了張家界最具特色的兩大題材，一是砂巖峰林風光以及天門山風光，一是吊腳樓為代表的本土文化，第一印象就給人以巨大的視覺愉悅。我琢磨這才是他成功的奧秘所在。因此可以說，砂石畫是對“張家界文化”進行基礎性研究與應用性開發的一個范例。
　　正在進行中的“四路改造穿衣戴帽”工程，同樣是本土建筑文化應用性開發的大動作。“穿衣戴帽”中，凡是成功運用本土吊腳樓元素符號的，要多漂亮有多漂亮，與原來的“火柴盒子”一比，不可同日而語。如市民政局、市城管局、市計生委、市交通局、市糧食局、市總工會、市畜牧局、市煙草公司宿舍等等，涌現出了一批成功或較為成功地運用吊腳樓元素符號的作品，加上夜間的燈光美化，實在讓游人和市民為之振奮。其實，將吊腳樓元素符號運用于現代建筑，在外埠在本市，都有成功的實踐。如重慶的紅崖洞民俗文化風貌區、上海城隍廟的豫園商貿城，全是清一色土家吊腳樓風格的現代建筑，精雕細刻，建筑樓層多在五六層左右，高的達十二三層，令人嘆為觀止。我們張家界在吊腳樓風格的發掘、提升與運用方面，成績也是不錯的。建于20世紀80年代末的琵琶溪賓館，至今仍被視為景觀型酒店；武陵源區府所在地的專家村賓館，改建成清一色吊腳樓風格，真是漂亮極了！永定城區新建的大庸府城、十字街商城，都是頗具規模的吊腳樓風格現代建筑群；九層高的吊腳樓建筑緯地大酒店，與天門山索道下站面對面，用澳門凼仔跨海大橋、杭州灣跨海大橋的設計者、著名建筑師萬敏先生的話說：“這座吊腳樓建筑，把官黎坪附近的建筑物都比下去了。”
　　幾年間我利用出差機會，陸續考察過國內外各種民族特色建筑。國內如九寨溝的藏式風格現代建筑，呼和浩特的蒙古包式現代建筑和伊斯蘭風格建筑，貴陽的侗族鼓樓式現代建筑，等等。我發現安徽黃山、江西婺源等地的徽派建筑，以及蘇杭等地的江南水鄉民居風格建筑，建到三層左右都十分好看；但一到五六層、八九層，高高在上的馬頭墻和翹檐顯得弱化，與大體量的墻體就不大協調了。吊腳樓風格則不然，它的吊腳、走欄、絲檐、轉角和木質裝飾，可以有機地覆蓋到墻體的任何部位，這些元素符號一經運用好，比起徽派建筑和江南水鄉民居來要豐富得多。因此在適用于當代城市建筑上，吊腳樓風格遠比它們優越。因此從技術角度考究，確立“吊腳樓風格現代建筑”作為城市建筑的主體風格是完全可行的。
　　張家界的城市建設，不要說眼下無法跟國內外發達城市比，就是要趕上近在咫尺的常德，也是好多年以后的事情。再說了，就是花好多年時間、花好大氣力趕上了，如果建造的仍然是一幢幢隨便跑到哪個城市都能碰到的高樓大廈，那么仍然難以實現建設世界旅游精品和國際旅游城市的初衷。太多的例子告訴人們，光靠千城一面的現代化高樓大廈，是很難實現城市旅游和成為旅游目的地的。如同黃山突出徽派建筑、九寨溝突出藏羌建筑一樣，如同歐洲許多紅瓦白墻的美麗小城一樣，張家界唯有獨辟蹊徑，將土家吊腳樓的現代建筑確定為城市建筑的主格調，借此彰顯個性和特色，才可望后來居上，讓人家刮目相看。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肯定和推崇目前正在進行的“四路改造穿衣戴帽工程”。這一在城市建筑領域實施文化對接、文化落地的大動作，既將成為我市“三年有改觀、五年大變樣”的重頭戲，又在嘗試與探索中為城市建筑運用吊腳樓風格元素符號，積累了經驗。土家吊腳樓作為張家界本土最具特色的民族建筑文化，能在新的時代與城市建設實行對接，為張家界的特色城市建設派上大用場，實在是一種天意。據我所知，國內目前尚無一個城市的新老城區，統一到一種地域民族的建筑風格之下。我們一旦做了，理所當然就是“中國第一家”，理所當然就是“中國第一城”。張家界文化的這種應用性開發，這種文化對接和文化落地，才是真正意義的大手筆！
　　當然，吊腳樓風格作為本土建筑文化的應用性開發，同樣存在一個基礎性研究的“補課”問題。建議在現有摸索和實踐的基礎上，好好總結提高并組織技術攻關：一是界定幾個行之有效的基本的元素符號，供正在進行的“穿衣戴帽”和今后城市建筑設計之用；二是解決好大體量建筑如何運用其元素符號，以體現吊腳樓的風格特征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