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會主義時期

    第一節　新中國建立初期的土家族
　　
    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解放戰爭接近尾聲，中國各地相繼解放，土家族也積極謀求自身的解放，配合人民解放軍展開肅匪剿惡的斗爭，建立了人民政權，迎來了翻身解放的新生活，融入到新中國成立的喜悅之中。新中國的建立，使土家族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土家族地區的解放和人民政權的建立
　　
    1949年5月，武漢解放后，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主力陸續開到湖北和江西境內。1949年7月，分西、中、東三路進軍，對白崇禧集團發動了攻勢。東路從樟樹出擊，8月，解放了贛南重鎮贛州。9-10月間，第四野戰軍主力和第二野戰軍一部，又向退守在衡陽、寶慶的國民黨軍隊發動進攻，殲滅李宗仁、白崇禧集團的部隊3.4萬人。中路自湖北南部沿粵漢鐵路南下，程潛、陳明仁于8月4日宣布起義，長沙和平解放。西路自宜昌、沙市進軍，7月底攻克常德。1949年7月，人民解放軍以排山倒海之勢，席卷湘西。7月15日，石門解放。7月31日，慈利解放。10月16日，人民解放軍進攻大庸，經過激戰，終于解放了這座縣城。同日，桑植縣也得到解放。解放軍旋即進軍永順，大軍壓境，國民黨守軍倉皇逃跑，19日永順解放，23日又解放古丈。11月5日，解放吉首；'11月7日，解放保靖；11月11日，解放龍山。
　　
    湘西桑植、永順、龍山等縣解放之后，便立即展開了人民政權的建立工作。在大庸縣，1949年10月21日建立中共大庸縣委，28日建立大庸縣人民政府。在桑植縣，1950年元月建立中共桑植縣委，1949年l1月23日建立桑植縣臨時人民政府，1950年3月28日，正式建立縣人民政府。在永順縣，1949年10月27日建立永順人民政府，1950年3月建立中共永順縣委。在保靖縣，1949年11月7日建立保靖人民政府，1950年3月建立中共保靖縣委。在龍山縣，1949年11月16日建立臨時人民政府，1950年3月18日正式建立中共縣委和人民政府。1949年12月，永順專區公署成立，下轄永順、龍山、保靖、桑植、大庸、古丈6縣。永順專區公署和永順軍分區在各縣縣委、縣人民政府成立后，便在各縣城附近積極開展了宣傳黨的政策、清剿土匪、整頓社會治安秩序等工作，解除人民的疑慮，提高群眾思想覺悟。
　　
    在湖北，人民解放軍先后解放沙市、宜昌、興山、秭歸。1949年10月下旬，建立了鄂西南戰役指揮所，發起以解放恩施為中心目標的鄂西南戰役。10月29日，人民解放軍進攻占據巴東野三關的國民黨二軍、一二四軍，人民解放軍第四野四十七軍兩個師和二野十一軍也由湖南龍山直插咸豐，截斷國民黨軍隊退往四川的道路。11月3日，湖北軍區獨立一師解放軍在巴東縣城綠蔥坡殲敵二二三師一部，俘敵700余人，又在建始茅田殲敵保安團一部，俘敵鄂西南八縣聯防部總指揮鄧子云。同日，湖北軍區獨立二師攻占娃娃寨，殲敵800人。11月5日，建始解放。11月6日，湖北軍區獨立二師抵達恩施龍鳳壩，擊潰守敵，殲敵約300人，另有300余名敵人誤人獨立二師隊伍中，被當即活捉。人民解放軍又乘勝攻占了鳳凰山、五峰山，11月6日晚恩施宣告解放。在鄂西南戰役開始前，第二野戰軍第十一軍摧毀敵軍大庸、沅陵防線。鄂西南戰役打響后，第十一軍向西進軍，到達川東酉陽、黔江。11月7日隨即迂回鄂西，包抄宋希濂部的后路，9日，來鳳縣城解放。11月11日，第二野戰軍第十一軍九十二團先攻占咸豐土地關，然后直逼縣城，經過3小時的激戰，擊潰頑抗之敵，俘敵1000多人，解放了咸豐縣城。另外，湖北軍區獨立二師解放恩施后，與兄弟部隊一道并肩作戰，繼續向南追擊敵人，11月10日，宣恩縣城獲得解放。11月14日，人民解放軍將鄂西各地被擊敗的國民黨軍隊壓縮到宣恩椒園至咸豐公路以東的沙道溝、高羅、麻陽寨地區，完成了對他們的包圍，并迅速發起進攻，將他們一舉殲滅，取得了鄂西南戰役的勝利。11月14日，解放了利川縣城。18日，解放軍趕到鶴峰時，敵人正準備燒毀城池，見到解放軍，便倉皇逃跑，燒城的企圖未能得逞，另外有600多名官兵繳械投降，鶴峰解放。鶴峰的解放，標志著鄂西南戰役的勝利結束，也標志著湖北全境的解放。
　　
    隨著鄂西土家族地區全境的解放，人民民主政權相繼建立起來。早在1949年8月，中共湖北省委就組建了恩施地區行政工作大隊，并在武昌籌建了中共恩施地委。同時，將湖北省軍區獨立第二師改為恩施軍分區，把從各地分配到恩施地區工作的400多名干部編入行政大隊，下設5個中隊，即恩施、建始、巴東、利川、宣恩5個中隊。10月2日之后，恩施行政工作隊便進入恩施各地，接管了恩施、建始、宣恩、利川、巴東5縣的政權機構，咸豐、來鳳、鶴峰3縣暫由解放軍干部維持工作。
　　
    面對人民解放軍的強大進攻，國民黨曾企圖挽回敗局。1949年8月29日，蔣介石就在重慶召開會議，“積極部署西南防務”，提出“固守四川，確保大西南”的戰略方針，妄圖阻止解放大軍入川。時任川湘鄂綏靖公署主任的宋希濂將所屬10萬軍隊，部署在鄂西的巴東、恩施、來鳳和湘西的龍山、大庸一線，擔任著四川的酉陽、秀山、黔江、彭水和貴州的沿河、松桃等川黔湘鄂邊界地區的防務。11月1日，人民解放軍對川黔的戰斗打響，一舉突破宋希濂集團軍事部署的兩翼，由陳錫聯率領的第三兵團和四野第四十七軍組成的左翼集團，協同四野第四十二軍、第五十軍和湖北軍區部隊組成的右翼集團，會殲宋希濂集團于彭水以東地區。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第十一軍一部，在鄂西南戰役打響后直徑向酉陽、黔江前進，爾后迂回鄂西，包抄了宋希濂部后路。11月7日，秀山縣城獲得了解放，并隨即建立了中共秀山縣委、秀山縣人民政府。11日，解放軍進入酉陽境內，酉陽縣城守軍聞聲逃竄，酉陽解放。11月21日，西南服務團地方建設工作人員趕到酉陽，很快建立了中共酉陽縣委、酉陽縣人民政府。12月初，劉伯承、鄧小平、李達到達酉陽，了解了當地的具體情況，召開會議，決定將酉陽、秀山、黔江三縣劃出，建立酉陽地委、酉陽專署。人民解放軍占領咸豐后，國民黨第五十四師由咸豐向黔江方向逃竄，在黔江灣塘地區被解放軍圍殲，11月12日，人民解放軍乘勝追擊，解放了黔江。同時，第十二軍第三十六師也由酉陽沿川湘公路挺進，在兩河口、馮家壩殲滅國民黨的一部分守軍，與第三十一師在黔江會師，之后又乘勢進攻彭水。黔江解放后，便開始組建新政權的各級機構。人民解放軍解放秀山、酉陽、黔江后，宋希濂的部隊沿川湘公路向彭水方向撤退，將其主力部隊布防于彭水的烏江兩岸，企圖阻止解放軍前進。但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從黔江向彭水出發，很快形成兩支部隊包抄宋希濂部隊，并與東岸解放軍配合，同時發起進攻，宋部腹背受敵，慌忙逃竄。11月16日，彭水縣城解放。21日，彭水縣人民政府成立。在石柱縣，地下黨組織和游擊隊組織一方面加強組織建設，加快新區發展，努力培訓骨干；另一方面，帶領群眾保護糧倉，截擊國民黨潰軍。11月中旬，人民解放軍攻入石柱。19日石柱縣城解放。21日，秦祿廷率領的游擊隊與白相國、齊魯等率領的解放軍會師。11月24日，成立石柱縣臨時人民政府。12月5日，西南服務團查海波、柯華山等抵達石柱，中共石柱縣委、縣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在黔東北地區，1949年11月1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三兵團第十軍自松桃抵達印江縣境的木黃、合水，即將入城。國民黨的縣政府率所屬倉皇逃竄，縣城由中共地下黨思南總支領導的第五大隊（即印江游擊隊）維持秩序。16日凌晨，游擊隊迎接解放軍入城，印江解放，成立了印江縣臨時工作委員會。17日，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三兵團第十軍第二十八師教導大隊在杜唐佑的率領下，勝利渡過烏江，解放思南。18日，中共思南游擊隊政委朱亞率隊進入縣城，并奉令接管交通，維持社會治安，為過境解放軍籌辦糧秣。解放軍繼續西進，縣城由黔東北縱隊第二支隊駐防，接管思南。23日，國民黨的民眾自衛團總隊250余人投誠，次日又有國民黨軍隊何斗魁部投誠，以后便建立了中共思南縣委和縣人民政府。1950年1月25日，劉學禮、張佃一率50余人經思南來到印江。2月1日，在印江縣城南門河壩召開印江縣人民政府成立大會。
　　
    1949年11月，德江游擊隊成立了黔東北游擊隊。11月19日，黔東北游擊隊解放德江縣城，隨后，建立中共德江縣委和縣人民政府。在沿河，國民黨縣長谷念東起初準備發動抵抗，后經勸告，決定向解放軍投誠。1949年12月25日，谷念東召集縣城各界人士開會，宣布解散國民黨縣政府，成立解放工作委員會，準備迎接解放。12月29日，伍國仲率解放軍進駐沿河縣城。1950年1月5日，在沿河縣城召開群眾大會，伍國仲宣布沿河解放。2月6日，中共沿河縣委、縣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至此，土家族地區全部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權，人們開始行使當家做主的權利，為以后消除匪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新中國建立初期土家族地區的政治
　　
    （一）剿滅國民黨殘余和土匪勢力的斗爭
　　
    湘鄂川黔邊土家族地區解放后，國民黨殘余和土匪勢力，趁新生政權剛剛建立，接管建政尚未就緒以及解放大軍進軍大西南，集中成都、川康圍殲國民黨殘軍之際，糾集在一起，策劃籌建反革命組織，妄圖把新生的人民政權扼殺于搖籃之中。1949年11月，國民黨四川省第八區專員庹貢廷，11月底由重慶返回酉陽，途中得知酉陽已被解放后，庹便加緊了反共步伐，在12月里連續召開了三次會議，即“鵝池會議”、“老柏溝會議”、“八面山會議”，極力鼓動湘鄂川黔邊地區的潛藏特務、土匪惡霸以及大部分以往區、鄉、保武裝，從而形成了一股較大的反動武裝力量。
　　
    在湘西，自八面山會議后，各種反動勢力蠢蠢欲動，張中宇、侯振漢等人，在龍山縣與瞿波平會合，糾集湘川鄂邊區各股地方武裝、土匪，成立了“湘鄂川邊區反共救國軍”。在永順專區，有國民黨殘余勢力和土匪137股，人數達3萬余人，被稱為“六師一旅”。其中，永順縣境內就有土匪42股，3 000多人。勢力較大的為盤踞在縣城西面夾樹塘的曹子西，有匪徒900余人。
　　
    鄂西解放后，新的人民政權正在建設之中，社會秩序仍較混亂，隱藏在鄂西地區的國民黨的殘余勢力、土匪惡霸便趁機進行反革命活動。據統計，鄂西地區有各種反動武裝70余股，7000多人，這些反動武裝勢力，四處流竄，洗劫奸擄，殺人越貨，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造謠誣蔑。從1950年1-5月，先后在利川、恩施、宣恩、來鳳等地發動50多起暴亂，殺害解放軍和地方干部70多人。
　　
    川東地區酉陽、秀山、黔江、彭水、石柱等縣的反動勢力，在八面山會議之后，開始騷擾和破壞當地社會秩序。酉陽縣至1950年2月，境內土匪發展到13000多人。其中以庹貢廷、楊樹臣為首的土匪49股4400多人，騷擾亮埡以東、酉水以西一帶；以陳銓、謝建安為首的土匪50余股3000多人，以龔灘為基地，活動于酉陽、黔江、彭水三縣的三角地帶；以楊德滋、周正治為首的土匪20余股2000多人，活動在川湘公路以北近黔江一帶。在秀山，反動勢力主要有楊卓之、李琛、熊子云、簡國安、陳光佩等39股4000多人。解放軍過境之后，境內及周邊的反動勢力也開始進行反叛暴動活動。1950年2月10日，湖南匪首周燮卿率匪眾400余人進入秀山，占據縣城。黔江縣解放后，駐守縣城的解放軍部隊只有1個警衛營，人數不過200人，各區的武裝部隊兵力也很薄弱。1949年12月底，在八面山會議上，陳銓被任命為第七縱隊司令，主要活動于酉陽、黔江一帶。不久，楊德滋自立十三縱隊，他們與第七縱隊相呼應，沆瀣一氣。1950年春節期間，土匪糾集1000多人圍攻黔江縣城，被解放軍擊潰。3月1日，楊德滋、周正治、孫鵬程等人又糾集土匪500余人進攻河口區政府。解放前夕，湖北利川縣長鄭子揚派遣安子炳在石柱與利川的邊境組建了“青年反共團”武裝，解放大軍過境時藏匿深山。在石柱，橋頭鄉鄉長佘德瑜，暗中勾結譚紹奎、毛世玉、譚本權、李武臣等，準備發生暴亂。1950年初，中統特務陳益壽也來到石柱，布置黎爾熾、黎爾錫等人發動暴亂，組建“石柱人民自愿救國軍”，策劃與實施了“臘二九橋頭暴動”。2月14日，暴動開始，余萬富、劉紹元率匪眾和被威逼裹脅群眾數百人，打著“青年自愿抗敵救國軍”的旗號，攻擊橋頭，譚紹奎、毛世玉各組織三四百人的隊伍，共有780多人，當晚就將橋頭區公所包圍，2月15日上午占領區公所。與此同時，中益、沙子、龍沙3個鄉也發生了暴動。
　　
    黔東北地區解放后，當地反動勢力加緊與湘鄂川邊地區的反動勢力相勾結，向人民政權進行猖狂的反撲。其中，沿河縣的土匪最為猖獗，其境內最大匪首楊通賢組織各區、鄉長和地主豪紳武裝，盤踞烏江東岸10個鄉地域，又與酉陽地區楊通海相勾結，聯絡酉陽、秀山的土匪來到沿河；此外還有李子廉、袁仲英、蔡世康等土匪勢力。1950年3月起，黔東北地區發生了大規模的土匪暴亂。1950年3月，貴州省軍區決定全省暫時放棄21個縣，沿河、印江、德江、思南、務川、道真等縣人民政府轉移到銅仁或遵義。沿河縣人民政府撤離后，松桃的高竹梅率土匪400多人進占沿河縣城。8月5日，沿河及鄰縣的主要匪首在沿河中寨鄉召開了“沿河會議”，成立了“湘鄂川黔民眾自衛軍”，下設7路總指揮，組建了十四兵團，另外，蔡世康、楊通賢又組建了“沿河黨政軍反共促進委員會”，積極進行反共活動。1950年3月，印江縣的土匪暴亂，時任剿匪指揮部副指揮長的陳世瀛，大量啟用原國民黨官吏和地主豪紳充任各級頭目，發展自己的武裝，并暗中與匪首楊卓之、高竹梅、陳策、聞希哲等勾結，謀劃攻打秀山、松桃兩縣人民政府。1950年，思南縣境內的土匪勢力較大的有28股，反革命骨干分子達2 000多人，匪眾1萬多人。全縣7個區有3個區被土匪攻打、盤踞，全縣2/3的地方為土匪所控制。4月9日，匪首蔡世康、史肇周、黃友群、周光榮等率波平部2000多人攻占思南縣城，11日，黃友群自任“縣長”，并組建了“黔東剿共司令部”。德江縣解放后，王策軒、佘國儒、吳仲明、何用卿等與沿河、思南、鳳岡等地反革命勢力相勾結，盟誓頑抗到底。1950年4月2日晚，煎茶土匪陳銀洲、田興楊攻入德江縣城，成立了“黨政軍反共促進委員會”，各鄉也相應成立了“反共委員會”。之后，又有大興、復興、煎茶等鄉的土匪涌入縣城。他們破壞交通橋梁，攻打人民政權，殺害干部群眾，氣焰十分囂張。
　　
    面對湘鄂川黔邊土家族地區的反革命叛亂，中國共產黨果斷地組織力量，予以堅決的鎮壓。1950年1月重慶解放后，劉伯承、鄧小平指示解放軍一四一師返回湘西，“執行剿滅湘西土匪和幫助建立、鞏固地方政權的戰斗任務。”7月23日，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發出《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決心對國民黨和土匪反動武裝進行鎮壓和打擊。1950年1月上旬，解放軍一四一師返回湘西，著手建立永順軍分區，并進行了戰斗部署：四二一團進駐龍山，擔任龍山及永順以北地區的剿匪任務；四二二團進駐古丈，負責古丈、保靖及永順以南的剿匪任務；四二三團進駐大庸，負責桑植、大庸及永順以東地區的剿匪任務；一四一師師部進駐永順縣城，師直機關一部分進駐保靖。1950年1月上旬，一四一師和永順軍分區決定重點打擊瞿波平、師興周兩股土匪，并調四二二團協同四二一團合力清剿盤踞龍山里耶的土匪。1月10日，解放軍沿洗車河、隆頭方向向里耶挺進，13日與土匪發生交戰，100多名土匪被俘。瞿波平向四川潰退，繞道回到龍山的桂塘、老興一帶，師興周匪部也逃奔八面山，陳子賢、羅文杰帶著千余土匪逃往四川，解放軍立即包圍了八面山。20日凌晨，解放軍發起猛攻，最后攻破師興周的老巢燕子洞，殲敵500余人。1950年1月中旬，解放軍四二三團兵分三路迅速進至永順、桑植、大庸3縣交界地檳榔坪，將曹振亞、劉和卿、覃天保等3 000多人包圍。解放軍計劃合殲敵人，但由于地形復雜，加之土匪熟悉道路，造成大部分土匪漏網潛逃。解放軍四二二團跟蹤追擊，至陽岐山一帶，殲滅陳策勛一部、覃天保和宋占元的全部，生俘劉民生。不久，解放軍四二二團一營攻克桑植縣境的飛仙洞，擒獲陳天壇及其匪眾。經過一個多月的合圍與打擊，土匪的勢力遭受重創。在古丈，土匪張平罪惡滔天，有民謠稱“天見張平，日月不明；地見張平，草木不生；人見張平，九死一生”。解放軍四二三團回到古丈后，3月3日，搗毀了張平的老巢李家洞。之后，主力部隊立即開展追剿，3月中旬，在李家寨將張平匪部徹底打垮，張平只身逃脫。7月10日，在軍民合力搜山清剿中，將張平擊斃，古丈人民無不拍手稱快。4月中旬，四二二團二營和四二三團一營攻克永順縣境內的五連洞，生擒李藍初等100余人。由于解放軍的大部隊調往其他地方作戰，龍山境內的瞿波平、師興周等又重新糾合起來，兩度向龍山縣城發起進攻。于是，解放軍一四一師部和永順軍分區進行了新的部署，決定在中心區實施重點清剿,迅速將兵力集中于桑植縣以北，龍山縣洗車、隆頭、里耶一帶，重點清剿永順到保靖之間，大庸、桑植、永順之間的三角地帶的土匪。這一重點突擊，很快就消滅了一部分土匪，其余的大都流竄深山。至此，湘西基本沒有大股土匪活動。
　　
    1950年夏季以后，一四一師和永順軍分區重新調整工作部署：一是協同地方黨政機關，發動群眾，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發展和鞏固地方政權；二是軍民緊密配合，繼續清剿殘存土匪，徹底根除湘西匪患。至1950年7月底，共殲滅土匪1.5萬多人，僅剩下瞿波平、師興周、徐雅南、劉和卿等殘余土匪。從10月起，開展了追剿邊緣山區殘匪的活動。解放軍四二二團主力從古丈再度調回龍山里耶，負責八面山以南以及永綏、保靖等縣交界處的剿匪任務。10月20日，四二二團三營在牛拉場戰斗中，擊斃瞿波平部副師長楊樹臣，活捉瞿波平的妻子，給殘匪以致命打擊。幾天后，師興周、賈奇才等匪首紛紛向人民政府投降。四二三團又分兩路向永順萬民崗一帶的曹子西、劉和卿等殘匪進行追剿，經過兩個多月的奮戰，殲滅匪眾1000多人，繳獲槍支700多條。四二一團在龍山與來鳳交界的邊緣山區，與湖北恩施軍分區的兄弟部隊并肩作戰，追剿瞿波平殘部，瞿波平走投無路，只好向解放軍投降。至此，人民解放軍與人民群眾一起，經過一年零三個月的艱苦戰斗，終于取得了湘西剿匪的徹底勝利。
　　
    在解放鄂西時，湖北省軍區獨立二師奉命留駐，后改為恩施軍分區。1950年初，恩施軍民采取內線駐剿與外線進剿相結合，以軍事打擊為主，政策攻心為輔的斗爭策略，集中力量先打擊危害最大的土匪，力求打擊一股，震懾一片。1950年1月，恩施軍分區配合常德軍分區會剿朱際凱所占據的鐵爐坪、走馬坪地區，將匪部擊潰，朱際凱率300余人投降。2月初，軍分區八團二連圍攻于文斗的鼓眼洞，土匪試圖負隅頑抗。但9天后，土匪深感大勢已去，紛紛出洞投降。2月上旬，來鳳大隊經過一夜奔襲，將逃竄于酉陽縣木葉崗的彭雨清部擊潰，殲敵100余人。3月，軍分區八團三營會同來鳳、咸豐兩個縣大隊，向來鳳、龍山、酉陽邊境的土匪瞿波平、楊樹臣、彭雨清、肖大成等先后發起5次攻擊，將他們擊潰。5月，鶴峰縣大隊在五峰、鶴峰邊境夾擊王務之、錢甫堂，土匪遭遇重創后，錢甫堂投降，王務之則逃往湖南。至1950年5月，軍分區部隊進行了大小23次戰斗，殲敵569人，局勢得到基本控制。為了擴大戰果，中共恩施地委和軍分區將6月、7月定為“剿匪突擊月”，成立了利（川）西、恩（施）奉（節）、巴（東）建（始）鶴（峰）、宣（恩）鶴（峰）龍（山）、咸（豐）酉（陽）龍（山）5個剿匪指揮部，湖北省軍區也派來獨立一師一團參加清剿。在南線，為加強和便于指揮，建立了南線指揮所，首先將龍山招頭寨的瞿波平匪部驅趕出巢穴，然后以精干部隊進行追剿。7月23日，一團四連在矮土發現彭鎮南匪部，便立即進行追趕，土匪躲進丁甲大洞，四連將洞口炸毀，攻人洞內，擊斃土匪30多人，60多匪徒投降。6月18日，咸豐縣大隊獲悉楊茂林30余人活動于黔江坳，便立即追擊，途中擊斃擊傷土匪8人，追至咸黔邊的柳樹溝，土匪彈盡糧絕，只好繳械投降。繼而又捕獲了匪首覃介民、張小南，擊斃姚紹孟等人。軍分區三團三營追擊田彩臣匪部3天3夜，行程150多公里，終將其消滅。在西線的剿匪戰斗中，人民解放軍將利（川）石（柱）邊境股匪曾昭品100余人全部殲滅，并與奉節縣大隊在新板橋擊潰冉子蛟，殲匪40余人，王冠南率20余人投降。為了徹底根除匪患，從1950年8月15日開始，恩施地區開展“剿匪榮譽競賽月”活動。戰斗仍以南線為主，組建了巴（東）建（始）恩（施）、宣（恩）鶴（峰）龍（山）兩個剿匪指揮部。8月16日，來鳳縣大隊在王卯屋基殲滅了瞿波平匪部張讓生支隊70余人。9月，軍分區一團在來鳳安撫司、小坳地區進行清剿，向先成等300余人投降。10月，軍分區與川東、湘西聯合組織了三省會剿指揮部，對瞿波平等進行聯合會剿。11日，鶴峰大隊對桑植縣五道水周家莊的曹子亞進行圍剿，將曹擊斃，俘虜黃云懇、黃云寺等42人。15日，各部隊開始全面進攻，捕獲了陳士、鄧仲禮、侯唯一、周紹穆、余憲章、侯子道等163人，擊斃田良新、陳毅三等186人，384人投降。至1951年1月，全地區土匪勢力基本得到肅清。
　　
    當解放軍西進后，酉陽軍分區的兵力不足2 000人。面對境內數以萬計的土匪，力量顯得十分單薄。為了加強兵力，1950年1月，川東軍區又調來二野十一軍二十二師的九十五團參加剿匪。1950年1月30日，秀山縣城被土匪占據，縣人民政府機關被迫遷至酉陽境內的龍潭鎮。酉陽軍分區派出一團進入秀山，成立了秀山剿匪指揮部，并于春節期間一舉攻下了縣城。3月，秀山東部保安、里仁土匪活動猖獗，解放軍又派兵前往，打敗錢漢杰等200多名匪兵，接著又重創秀山西部的楊奠川。但是到了5月，秀山境內的土匪又開始活動。8月，境內匪首李琛、楊卓之參加土匪“沿河會議”之后，組織了4 000多人，策劃在9月4日再次攻打秀山縣城。由于解放軍早有準備，經過激戰，擊潰了敵人的進攻。為了更加有效地打擊土匪，人民解放軍重新進行了戰略部署，決定以川湘公路為界，將兵力劃為東、西兩大戰場，東戰場包括秀山龍池、官莊、石耶、雅江、石堤、大溪等鄉至酉東酉酬、后溪直至八面山一帶地方，會同湘西部隊，實現對土匪的殲滅；西戰場包括石耶、岑溪、梅江、蘭橋、龍鳳、茅坡、溶溪至酉陽李溪、仙壩、焦溪場、南腰界及貴州沿河、印江、松桃一帶地方，組織秀山、酉陽的兵力，并會同銅仁軍分區三十一師主力、五四O團，最后將敵人圍殲于梵凈山。11月，人民解放軍兩路推進，分別對楊通賢、蔡世康、彭景仁和陳光佩、冉友林等進行攻擊與搜捕，最終將李琛、熊子云等擊斃，并活捉陳光佩、王西之、簡國安等人，秀山的匪患被全部解除。在酉陽，1950年2月，解放軍決定首先對盤踞于酉陽東部泡木坪的土匪進行打擊，當時，庹貢廷、楊樹臣等正在泡木坪召開會議，有匪眾3000多人。2月7日凌晨，九十五團分三路進攻，經過激戰，打死打傷土匪100多人，俘虜200多人，其余土匪逃竄。3月中旬，九十五團三營及軍分區的一個大隊，對酉陽西北學堂坪一帶的土匪陳銓、謝建安部800多人進行襲擊，殲滅了大量土匪，后來，又在許家寨、青岡堡、龔灘等戰斗中，重創匪兵，土匪的主力被迫逃向省界、縣界邊緣地區活動。
　　
    從1950年7月到年底，酉陽軍分區和相鄰友軍組織了川黔湘鄂四省邊區部隊的4次大的會剿，即酉黔彭會剿、川湘鄂邊區會剿、黔東北第一期會剿和黔東北第二期會剿。在四川，4次會剿都對當地的土匪造成了致命的打擊。酉黔彭會剿于1950年7月中下旬進行，參加戰斗的部隊有九十五團三營、獨立一團三營、獨立三團的2個營和酉陽獨立營，以及涪陵軍分區一O六團、一０七團，對盤踞在酉陽西北、黔江西南、彭水以東三角地區的土匪進行圍剿，打死打傷匪徒208人，俘獲謝建安、鐘巨才、張笑儂（女）等3000多人。川湘鄂邊區會剿于1950年10月中旬進行，主要有九十四團二營、九十九團一營、一百團和湖北獨立八團、湖南永順軍分區四二一團、四二二團參戰，對活動在川湘鄂相鄰邊區的楊樹臣、瞿波平、熊從龍進行圍剿，最后擊斃匪首楊樹臣，俘虜楊德滋及匪兵1900多人，打死打傷匪眾140多人，投降4800多人，酉陽東部地區土匪全被殲滅。黔東北第一期會剿于1950年9月23日開始，至11月15日結束，四川參戰的部隊有酉陽軍分區的獨立一團、九十五團和酉陽、秀山兩縣的2個獨立營，他們組成第三集團軍，對土匪進行強有力的清剿，成功地殲滅了酉陽、秀山的土匪。黔東北第二期會剿于1950年11月16日開始，酉陽軍分區組建的第三集團部隊，參加了圍剿秀山、沿河、松桃地區的土匪，擊斃陳有瑞、張紹麟、熊從龍。
　　
    1950年春節期間，黔江縣境的土匪圍困縣城，解放軍主動出擊，一舉殲滅汪國風等30多人，粉碎了土匪的圍困。3月1日，又打退了土匪對河口區政府的進攻。3月25日，在土地埡與楊德滋匪部展開激戰，斃敵7人、俘11人，其余逃跑，解放軍奮勇追擊，在蒼壩又斃敵80多人，其余的在酉陽東部被俘。7月21日，在板方坪，消滅土匪200余人，俘虜50人。7月31日，在金雞壩戰斗中，擊敗孫鵬程匪兵，打死20余人，打傷數十人。8月初，在板凳巖擊潰龔云龍、周正治匪兵，并將龔、周俘獲。至10月底，有4000余土匪投降，黔江境內土匪基本肅清。石柱縣在土匪“臘二九橋頭暴動”發生后，中共石柱縣委立即組成臨時剿匪指揮部，并迅速奪回橋頭，1950年2月15日至3月15日，俘獲匪眾120余人，繳獲各種槍100余支。至8月底，馬祥明、陳攸林、陳文平、余顯章、李漢卿、余萬富等人繳械投降，歷時半年多的土匪叛亂遂告平息。
　　
    在黔東北地區，按貴州省軍區的部署，自1950年4月主動放棄縣城后，各縣都有留守部隊堅持與土匪斗爭。9月初，由西南軍政委員會和四川、貴州兩省召集，在綦江縣東溪鎮召開剿匪部隊團以上干部參加的作戰會議，會議傳達了西南軍區對會剿的任務，對清剿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川黔兩省對川黔邊的會剿進行了新的部署：從9月下旬開始至12月底，在川湘鄂邊區會剿基礎上，進行黔東北會剿，分為第一、二兩期。參加會剿的部隊組成為4個集團軍，川東九十一團、九十三團組成第一集團軍；遵義軍分區一四六團、銅仁軍分區一四八團組成第二集團軍；酉陽軍分區組成第三集團軍；涪陵軍分區組成第四集團軍，共20個營13000多人的兵力。
　　
    黔東北第一期會剿，是對盤踞在沿河、德江、松桃、務川、正安、道真、彭水、武隆等縣的陳銓、楊通賢、史肇周、楊卓之、蔡世康、譚席珍等土匪，發動大規模的清剿。會剿開始后，各集團軍分兵出擊，對土匪進行圍殲。9月24日，第三集團軍兵分幾路進入沿河縣境，26日就控制了縣城和東岸地區的重要鄉鎮，很快奪回了沿河縣城。9月下旬，在黃土坎殲滅陳銓的大部分土匪。9月29日，酉陽一團到黃土鄉簡家寨，與陳銓的一線兵、力相遇，經過激戰，終于殲滅了這部分土匪，后又將陳匪的二線兵力包圍封鎖，除陳銓等少數土匪逃脫外，900多匪兵投降繳械。酉陽一團乘勝追擊，在牛皮塘將蔡世康等多名土匪擊斃。10月初，銅仁地區專署派房建平、田白玉等人來到沿河接管縣政府工作，成立了沿河縣剿匪指揮部，指揮部對剿匪工作做了部署，把原劃定的5個區改為10個區，區鄉地方干部與剿匪部隊的營、連干部共同組成相應的剿匪機構，各排班以戰斗小組為單位，深入到各村、各戶，充分發動群眾清剿土匪。同時組織了農協會、婦女會、兒童團等群眾團體實行聯防，促進和加強剿匪工作。之后，羅永錫、陳銓、范項英等相繼被俘。在烏江西岸，在重兵打擊下，陳銓股匪全被殲滅，宋涇流、劉錠等6 000多人繳械投降，李子廉、袁仲英等被俘。
　　
    1950年11月16日，黔東北第二期會剿開始，這次會剿的主要任務就是圍殲梵凈山地區的殘匪。解放軍三十一師主力、九十一團、九十三團從印江、思南向梵凈山西北圍剿，銅仁軍分區主力、五四O團向梵凈山以南和東南圍剿，酉陽軍分區向梵凈山以東和東北圍剿。至12月15日完成會剿任務，共擊斃擊傷土匪200多人，俘虜2 500多人。在思南，縣人民政府人員1950年5月27日返回思南城。6月11日，俘虜覃朝碧等22人。7月15．日，思南縣城進行大搜捕，抓獲土匪80余人。8月對土匪黃友群、楊茂松等人實行了槍決。10月，活捉了鄧貴階、舒紹南等50余人，以后又抓獲劉貴誠、晏朝庭、包正中、白朝珍等240余人。德江縣在黔東北會剿期間，先后抓獲王策軒、佘國儒、何用卿、曹獻權、敖榮堂等。至此，貴州土家族地區也基本上將土匪消滅干凈。
　　
    經過一年多的艱苦戰斗，湘鄂川黔的土家族和其他民族積極配合解放軍，終于完成了徹底殲滅土匪的任務，人民政權很快得民族。
　　
    1951年，中央中南民族訪問團湖南分團來到湖南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訪問時，了解了土家人的一些情況，當地的土家群眾再次要求確認他們為單一的少數民族。1952年12月，中央中南局和中南行政委員會派中南民委語言學家嚴學窘到湘西龍山、永順、古丈、瀘溪等地進行了調查，他認為土家語屬于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一種單一的少數民族語言，“畢茲卡”是一個獨立的少數民族。1953年9月，中央民委組織中央民族學院汪明璃等專家組成中央調查湖南土家小組，來到龍山、永順、保靖等地，對土家政治、經濟、文化、語言、風俗習慣等情況進行了全面的調查。1954年初，汪明璃撰寫了調查報告《湘西土家概況》，王靜如根據調查的語言材料也撰寫了一份調查報告<關于湘西土家語言的初步意見》。
　　
    1955年，中央民委在北京召開了土家民族識別研討會，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央民族學院的專家和民族工作者提出了許多證據論證土家是一個單一的少數民族。1955年5月，中央民委將對土家人的討論意見通知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并且征求意見。但當時在湖南省有關部門，一些人還是持相反意見。為此，中央民委又派全國政協民族工作組組長潘光旦赴永順、龍山和鄂西等地進行了實地考察。根據考察情況，潘光旦寫下《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的巴人》-文，認為土家是一個有著自己鮮明特征的單一民族。1956年5月，潘光旦又一次來到吉首、龍山、永順、來鳳、保靖、古丈等地進行調查與訪談，回到北京后，撰寫了《訪問湘西北“土家”報告》，他向中央提出無論從民族理論、民族政策、客觀條件、主觀要求等哪一方面來說，“土家”都應該被接受為一個兄弟民族。1956年5-6月，就在潘光旦在湘西考察的同時，中央民委又組成中央土家識別小組，其成員有謝鶴籌、羅炳正、施聯朱等人，他們同湖南省的謝華、鐘漢九等人組成聯合調查組，通過召開座談會、個別走訪、觀看群眾文化活動、收集實物、錄音攝影等多種方式，對永順、保靖、龍山等地的土家人進行了廣泛調查。1956年8月，調查組寫出《關于土家問題的調查報告》，呈給中央。1956年10月，中央同意確認土家為單一的少數民族，并要求湖南省向黨中央寫出報告，以便正式下文批復。1956年12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向黨中央上報了《關于請求批準土家為一個民族的報告》，1957年1月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代表中共中央發出電文，正式確定土家為單一的少數民族。1957年3月15日，《光明日報》也宣布土家族分布在湖南、湖北、四川、貴州四省交界的山區。同年3月，向達、潘光旦在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作了題為《湘西北、鄂西南、川東南的一個兄弟民族——土家》的聯合發言。1957年5月，湖南省人民委員會和政協湖南省委員會組織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訪問團194人來到湘西訪問，當時統計的土家族，桑植縣有43 965人，大庸縣有3 600多人。1957年，由于“反右派”斗爭擴大化的影響，向達、潘光旦、彭泊、田心桃、彭秀樞等人被劃成“右派分子”，影響了其他地方土家族成分的認定工作。
　　
    在湘西，隨著土家族認定工作的逐漸深入，民族區域自治的問題也提上了日程。1956年12月7日，中共湘西苗族自治州地委就提出《關于實現土家民族區域自治的初步方案》，并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湘西苗族自治州委員會第一屆第三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上初步討論，為成立土家族苗族區域自治州作了前期宣傳工作。12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向中央呈報了《關于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聯合自治州等問題的請示報告》。1957年1月，土家族的民族成分正式確定之后，湘西對籌劃民族區域自治的工作就更為重視。1957年3月1日，中央湘西苗族自治州地委向省委報告籌備成立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初步方案。1957年5月，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訪問團來到湘西，一方面宣傳國家的民族政策，一方面與干部群眾協商民族區域自治的形式。7月9日，中央統戰部在長沙召開湘西土家族區域自治問題座談會，向達、李燭塵、翦伯贊、汪明璃、蕭離、唐生智、謝華、石邦智、劉春、馬杰等參加了會議。8月6日，湖南省人民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召集湘西苗族自治州的部分領導和土家族、苗族干部及知識分子30多人列席了會議，會議討論了湖南省訪問團《關于訪問土家族工作》的報告，通過了《建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決議》，決議中指出：湘西土家族與苗族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居住、生活等各方面，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經過一系列的社會改革與社會運動，更形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建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方案最為合適，符合當地群眾的意愿。會議決議報請國務院撤銷“湘西苗族自治州”的建制，同時請求批準建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這次會議中，還成立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籌備委員會。1957年9月6日，國務院全體會議第五十七次會議通過了《關于設置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撤銷湘西苗族自治州的決議》，正式決定撤銷湘西苗族自治州，設置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自治州的行政區域為吉首、瀘溪、鳳凰、花垣、保靖、古丈、永順、桑植、龍山、大庸等10縣，自治州人民委員會駐吉首縣城。9月15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在吉首召開，會議選舉了自治州州長、自治州人民委員會委員和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院長。9月20日，正式宣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9月21日，當地各族人民3萬多人來到吉首，歡慶自治州的成立。
　　
    在鄂西，1953年就有5694人自報土家族成分。1954年，國家開始對該地進行民族識別工作。1956年，潘光旦也來到鄂西的來鳳、宣恩、咸豐、利川等縣進行了調查。1957年5月，湖北省視察團民族工作組在來鳳、鶴峰、宣恩三縣對土家人進行了考察。1957年10月，湖北省委、省政府召開了全省第一次民族工作會議。同年12月，恩施地委、行署成立了民族宗教事務科。1958年4月，恩施地委、行署召開全區第一次民族工作會議。之后，各縣開展了少數民族基本情況的調查，在來鳳、鶴峰、咸豐等8縣，部分鄉鎮登記的土家族共有183 037人，有些土家族還提出自治的要求。1958年11月，恩施專區統計的土家族有634651人。正當識別工作全面展開的時候，隨著“反右”斗爭擴大化，鄂西的民族識別工作也被迫停止。其實，在鄂西土家族識別過程中，當地群眾就有成立民族區域自治的愿望，尤其是在1957年9月，鄂西少數民族參觀團參觀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成立大會后，要求實現民族區域自治的愿望變得更為強烈，特別是鄰近湘西的來鳳、鶴峰、咸豐等縣的群眾心情最為迫切。當時，鶴峰縣有兩個鄉申請實現自治，咸豐縣的太平鄉自發地掛出“太平土家族自治鄉”的牌子，來鳳縣的一些群眾反映：“我們與龍山同飲一條酉水的水，同是土家族較多的縣，他們自治了，我們為什么不能自治？”卯洞區的卯洞、三壩等鄉有的少數民族群眾甚至將自己的戶口遷到湖南龍山去了。鑒于這種情況，恩施地委及專署準備申請成立“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但是在當時的“反右”斗爭中，有人堅持認為要求實現民族區域自治，是地方民族主義、民族分裂主義的表現，致使恩施地委和專署放棄了成立自治州的計劃，在向湖北省委統戰部的報告中指出：“今后除在土家族聚居區，有的放矢地宣傳民族政策、進行共產主義教育外，再不把民族問題突出出來。”至此，民族區域自治的問題被擱置了。
　　
    土家族的識別工作意義重大，它不僅表明了政府尊重少數民族的民族意愿，維護少數民族生存權利和政治權利，為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創造有利條件，而且由于人們的熱情參與，國家的民族政策在實踐中也得到了檢驗，同時識別的結果也證明了它的正確性。雖然由于當時的政治運動影響了土家族的認定工作，但它為以后湘鄂西及其他地區土家身份識別工作的完善和土家族自治區域的建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新中國建立初期土家族地區的經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由于長期受到帝國主義的掠奪和戰爭的破壞，與其他地區一樣，土家族地區經濟蕭條，人民生活困難。為了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和發展生產，使人民的生活能夠盡快安定下來，我國開始了有計劃地經濟建設，土家族地區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
　　
    （一）國民經濟的恢復(1949-1952年)
　　
    1949-1952年，屬于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為了擺脫經濟困境，促進國民經濟的良好發展，維護社會穩定，在這一時期，我國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確立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
　　
    首先，對官僚資本進行沒收和改造，這主要是沒收了由國民黨政府經營的企業和國民黨大官僚資本家所經營的企業。為了保證對官僚資本的順利接收，人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關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不要打爛舊機構”和“保持原職員原薪原制度”。在土家族地區，如來鳳縣與酉陽縣的銀行、龍山縣的郵電局及交通運輸企業等，抗戰時期及新中國成立后先后被人民政府沒收。為了保證對官僚資本的順利接收，土家族地區的人民政府按照國家的相關政策，制定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不要打爛舊機構”和“保持原職員原薪原制度”。官僚資本沒收后，其企業和財產轉交為國家所有，這就使人民政權直接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為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其次，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勢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人民政府立即著手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的侵略勢力，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收回海關，結束帝國主義對我國海關的霸占和控制，從而阻斷帝國主義向我國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有效地保護了國內民族工商業的發展。
　　
    再次，對外貿易的統一管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帝國主義列強憑借著與晚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在我國開辟通商口岸，控制我國的對外貿易，使我國進出口貿易服從他們的需要，大勢掠奪我國各族人民的物質財富。土家族地區的桐油、茶葉、藥材等土特產品曾是他們爭相掠奪的主要物品。美國商人為了掠奪桐油，在沅陵、洪江、常德等地建有煉油廠，各地煉油廠每年加工的桐油在4.5萬～10萬斤。永順縣每年被美商掠去的桐油達260萬斤。1893年，英國商人壟斷湖南茶市，殺價收購，使“華商無計可施，……湘商又虧一百余萬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實行外貿管制，根據國家利益確定對外貿易，從而掌握了對外貿易的主動權，土家族地區的對外貿易活動得到了國家政權的堅實保障。
　　
    2．穩定金融物價
　　
    新中國成立初期，解放戰爭剛剛結束，工業減產、停產，農業歉收，加上帝國主義對我國實行經濟封鎖，國內私商又乘機搶購物資，囤積抬價，造成國內大多數地區，包括土家族地區財政困難，物價飛漲。1950年，恩施專區3月份的物價指數就比年初上漲兩倍，人們深受通貨膨脹之苦。為了扭轉這種局勢，國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包括：
　　
    一是加強稅收，土家族地區主要是以當時國家頒布的《全國稅收實施要則》為指導方針，按照中央規定統一稅收機構，統一稅收政策，統一稅收管理。在農村，改田賦為農業稅，并且為了打擊地主階級，限制農村里的經濟剝削，中央人民政府還頒布了《新解放區農業稅暫行條例》和《農業稅實施辦法》，規定農業稅實行金額累進稅制。農業稅征收實物（稻谷），由糧食部門統，征收，然后折合現金上繳財政部門。
　　
    二是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1950年初，人民政府頒布了《關于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的決定》，確定這批公債的募集和還本付息，均折實物計算。1950年4月，恩施專區、下署各縣都成立了公債推銷委員會，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由于公債采取“實物保本，按期付息，獎勵儲蓄，公私兩利”的原則，受到了土家族人們的歡迎。例如，來鳳縣分派的任務是3500份，有人一次就認購100份，結果認購大大超過分配數；鶴峰縣分派的任務是2 000份，后來也超額完成。
　　
    三是打擊金銀銅幣投機活動。為了限制由于金銀銅幣引起的市場物價波動，土家族地區人民政府一方面限期收兌國民黨政府發行的金圓券、銀元券等，使人民幣迅速占領市場；另一方面，頒發金銀的管理辦法，宣布禁止金銀自由流通，并由中國人民銀行舉辦折實存款，負責掛牌收兌，對非法的金銀投機活動嚴厲禁止，并發動廣大群眾揭發檢舉。如湘西行署嚴厲禁止商販使用銀元和銅幣進行購銷活動；大庸縣對有的商店囤積食鹽、拒收人民幣，黑市用銀元交易的行為進行了懲罰；來鳳縣人民銀行向市場投放人民幣，組織群眾拒用銀元，對黃金、白銀采取準許私人持有，嚴禁計價流通，可向人民銀行兌換的政策。由于實行政策果斷，金銀銅幣投機活動迅速得到控制，例如，1950-1952年，來鳳縣共收兌黃金1778. 17克、白銀57252克、銀元13532枚。1950年底，恩施專區銀元使用基本結束，人民幣占領整個流通領域。
　　
    這些調控措施，對于穩定市場物價起到了較為重要的作用。例如1951年，恩施專署通過運用行政力量與物資手段進行干預后，價格得到較快回落；恩施工商界還聯合成立物價管理領導小組，對主要商品進行議價。1952年恩施專區物價逐月回落，綜合物價指數以1951年12月價格為基數，1月份價格指數為962%，12月份為83.2%。
　　
    3．建立國營商業，奪取市場領導權
　　
    新中國成立初期，投機商人常常為了自己的利益，破壞當時的經濟秩序，造成市場的混亂和物價的上漲，嚴重破壞了社會生產，人民的生活也因此受到了侵害。為了制止投機資本的破壞活動，政府采取的措施有：
　　
    第一，建立國營商業。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商業經濟新舊交替，市場紊亂，商人顧慮觀望，城鄉物資不能交流，商業趨于停頓。鑒于這種情形，政府決定立即建立國營商業，增加物資流動，帶動私營商業發展。咸豐縣1950年初就建立了第一家國營商店，并且在一些鄉鎮圩場也紛紛設立國營貿易商店和貿易小組。1950年底，龍山縣貿易商店在召市、茨巖、賈市、苗市、紅巖、靛房、內七、桂塘等圩場設立了貿易小組。在該縣的里耶鎮，不僅設有國營貿易商店，而且還于1952年4月成立了供銷合作社。這樣，在里耶就出現了國營商店、集體供銷社、私營商業三家同時發展的新局面，市場出現了新的繁榮景象。
　　
    第二，整頓商業市場。政府控制主要商品，打擊投機，平抑物價，加強對主要生活日用品，如糧食、紗布、食鹽等的收購和調運工作，從而保證市場供應。1949年底，永順縣城曾流傳謠言說，土匪已將永順圍困得水泄不通，鹽運受阻。此謠言弄得人心惶惶，人們紛紛搶購食鹽，一時食鹽供應非常緊張。永順貿易公司立即從王村調運食鹽，十四艘鹽船很快到達永順，鹽價迅速穩定。為穩定市場價格，整頓市場秩序，恩施專署也積極采取了多項措施：如組織力量從各地調集糧食，在重點地區低價拋售，保證居民用糧基本需要；1950年11月30日，專署指示逐步改造“燕兒客”（一種溝通城鄉物資的商販），對其進行登記，規定他們的經營商品種類及經營規則，不準在山貨內摻假，不許強迫介紹和無理索取傭金，不準壓秤，價格須公平；貿易公司有重點地大量拋售物資（如棉紗、棉布、土布等）協助平抑物價，與不法私商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1951年宣恩縣投機商也制造鹽荒謠言，市場多次出現搶購現象，當地政府和商業部門迅速調劑食鹽5874擔，零售價立刻由每斤0.28元降至0.26元。
　　
    第三，加強市場管理，其主要做法有：實行工商業登記辦法，未以核準，不準開業；嚴格管理市場交易，建立交易所，實行主要物資的集中交易；控制市場價格，保護國營商店的牌價不受干擾；取締投機活動，對投機分子按情節輕重予以處理，保護正當的私營工商業。
　　
    第四，積極調整公私關系。一方面，調整公私工商業關系。對私營工業，主要是擴大對私營工業的加工訂貨和產品的收購，把私營工業逐步納入到國家計劃的軌道上來，使其按照國民經濟的需要進行生產，并通過工繳費和貨價使之取得合理利潤；在商業上，調整公私商業的經營范圍和價格，在經營范圍上適當擴大私營商業經營的商品品種，在保證價格穩定的原則下緊縮國營零售商業；在價格政策上，適當調整零售與批發之間、產區與銷區之間、季節與季節之間、原料與成品之間的價格比例，使私營商業有利可圖，以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另一方面，調整不合理負擔，在保證國家財政需要的前提下，適當地減輕人民負擔。由于采取有力的措施，國家迅速地掌握了市場，抵制了投機資本的沖擊，基本上穩定了物價，土家族地區的生產也很快得到了恢復，經濟開始出現繁榮的景象。
　　
    4．農村土地改革
　　
    建國初期，政府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農民協會組織條例》、《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城市郊區土地改革條例》等一系列文件，為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在政策上和策略上作了充分準備。1950年冬季，農村的土地改革陸續開展，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一是對富農由征收多余土地財產，改為保存富農經濟，因為富農經濟擁有較多的資金、畜力和農具，經營規模較大，生產效率較高，在一定時期內對發展農業生產有利；二是將沒收地主全部財產的政策改為僅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余的糧食及其在農村中多余的房屋，其他財產不予沒收；三是注意團結和保護中農，這是保證土地改革順利完成的一個關鍵；四是小土地出租者出租的土地，只要不超過當地平均每人占有的一倍，可不予征收。至1952年冬，土家族地區的土地改革基本結束。土地改革使廣大的土家族農民擁有了自己的土地，分得了較為充足的生活物資，抑制了貧富差距。如貴州沿河縣土改前，地主人均占有耕地0.66公頃，中農、貧農、雇農人均占有耕地0.11公頃，土改后，地主人均占有耕地0.12公頃，中農、貧農、雇農人均占有耕地0. 17公頃；四川黔江土改以前，雇農每10人才有1畝地，每12人才有1間房屋，土改后，土地、房屋擁有量人均分別為7. 95畝與l間多；湖南省大庸縣在土改中，除了沒收地主的土地、房屋、耕牛和糧食外，還沒收黃金143兩、金器596件、白銀407兩、銀器205件、銀元10 675,塊。至1952年5月，湘西州10縣有26.8萬戶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分得田地3. 578萬公頃，分得房屋8.5萬間，耕牛1.3萬頭，糧食1.85億公斤。人們勞動的熱情被重新調動，農村生產力得到了極大解放，土家族地區的經濟結構也因此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為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條件。
　　
    （二）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經過三年艱苦努力，到1952年底，我國恢復國民經濟任務已基本完成。從1953年起，我國進入了開展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和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時期，這也就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時期。在這一時期內，我國進行了一系列運動與改革，以保證完成所規定的基本任務。
　　
    1．農業合作化運動
　　
    土地改革運動基本完成以后，各族人民的生產積極性高漲，農業生產得到迅速發展。但當時在農村中又重新出現兩極分化的跡象，一些貧苦農民由于缺乏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仍然無法擺脫困難局面，而有的農村卻又出現一批新富農。此外，土地改革后，我國廣大農村普遍存在的是小農經濟形式，這種小農經濟的農戶無力采用先進技術，無力抵御自然災害的侵襲，也難于實現擴大再生產。因此，要使農業的發展與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相適應，防止兩極分化，就需要改變以小農經濟為主的農業模式，引導農民走農業合作化的道路。采取的辦法就是利用互助合作的形式，引導他們走集體化的道路，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土家族地區的農村合作化運動經歷了農業互助組、初級農業合作社和高級農業合作社的發展道路。由于農業生產互助組符合土家族群眾在插秧、打谷、挖土、薅包谷等農忙活動中相互換工、幫工的傳統習俗，因而得到迅速推廣。1952年，湘西10縣建立臨時互助組9112個，入組農戶47175戶，占農戶總數的12%;建立常年互助組946個，人組農戶5162戶，占農戶總數1.3%。互助組可以統籌安排勞力、資金、技術等方面的分配，提高生產效率，而且生產資料與收獲歸個人所有，能夠實現增產增收。實踐也證明，互助組比個體勞動更具優越性，因此要求加入互助組的農戶越來越多。貴州沿河縣通過開展以互助合作為中心的愛國增產運動，以層層試點來推動互助組的發展，1953年底，全縣互助組發展到4 312個，參加農戶達24 675戶，占全縣農戶的43%。至1954年，土家族地區各地參加互助組的農戶多達50%左右。如恩施州，臨時互助組達38 820個，參加農戶25.13萬戶；常年互助組5162個，參加農戶4.31萬戶，組織起來的農戶達到66.5%。湘西州10縣互助組發展到27594個，入組132019戶，占農戶總數的33.22%。
　　
    互助組雖然在生產實踐中顯示出了較大的優越性，但互助組畢竟只是一種勞動組合，尚不是土地和產權組合，因此規模效益還是有限，且仍然是較完整的私有產權。為了促使它更好的發展，政府又開始引導合作組向初級農業合作社過渡。1953年初級社在土家族地區開始試辦。1953年10月，咸豐縣試辦燎原、晨光、太平3個初級農業合作社，這3個初級社成為恩施州最早的初級社。同年，永順縣也在大壩、塔臥、西元等地試辦3個初級社。1954年，初級社在土家族地區開始得到興建，1955年，各地出現初級社的發展高潮。恩施州在1954年春，選擇了幾個條件較好的互助組試辦了8個初級社。年底，初級社發展到58個。到1955年底，全州初級社猛增至14387個，入社農戶達30.2萬戶。1955年上半年，湘西州建立初級社376個，人社農戶7 913戶，占農戶總數的2.O%，而到了同年的下半年，初級社就迅速發展為4700個。
　　
    參與初級社的農戶只是以私有土地人股的形式參與合作社，擁有完整的土地自主權。然而，國家的政策目標是要實現對生產資料的高度產權和大規模的勞動組織形式，發揮整體優勢，促進經濟快速發展。可見，初級社與國家的戰略目標存在明顯差距。因此當初級社剛開始運作尚未充分發展時，國家便緊鑼密鼓地籌劃高級農業合作社的建設。1955年夏，恩施州興辦了宣恩火農莊、鶴峰萬世坪農莊、恩施新華農莊等25個高級社。至1957年，全州高級社達2972個，人社農戶43.55戶，占總農戶的93.43%。1955年，湘西州也開始試辦高級社。湘西州就建成高級社3997個，入社農戶占總數的98.3%，后通過調整，保存高級社3897個。至1957年，土家族地區農村基本實現了農業合作化。
　　
    高級社的建立，使得農戶土地無償地轉為集體所有，其他重要生產資料，如耕牛、大型農具等都折價歸公，統一使用，實行按勞分配。入社成員可以使用一定面積的公有土地作為自留地，自行經營；生活資料、小型農具、家禽家畜等仍屬社員私有。
　　
    2.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3年，我國有計劃地對個體手工業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在改造中，根據“自愿互利”的原則，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廣的方法，和“從供銷人手、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的步驟，通過合作化的道路，將手工業個體所有制逐步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根據不同情況，先后建立手工業供銷合作小組、手工業供銷生產合作社、手工業生產合作社這三種組織形式。1954年，恩施城關成立了前進縫紉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和曙光藤椅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同年，宣恩縣對684戶個體手工業進行了改造，組織手工業合作社70個，入社1356人，占原手工業者的90.7%; 1956年2月，建始縣共組建手工業合作社52個，人社1741人；1956年底，鶴峰縣建立28個手工業合作社（組），巴東縣組建城鎮手工業合作社31個，人社個體手工業247戶。至此，恩施地區各縣完成手工業改造，共建有手工業合作社321個，擁有社員9870人。同年底，四川省酉陽縣組建了37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社員1437名，2個供銷生產社、社員33名，43個生產小組、工作人員422名，共計手工業從業人員1892人，占全縣手工業從業人員的90%以上。通過上述三種合作化形式，使手工業經歷了由低級到高級，由分散到集中，由手工業到機械化生產的發展過程，土家族地區實現了對個體手工業的社
會主義改造。
　　
    3．小商小販的社會主義改造
　　
    建國初期，對小商小販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根據自愿原則，在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的領導下，通過各種形式加以組織，使他們逐步過渡成為社會主義商業。過渡的主要形式有以下兩種：(1)合作小組，它受供銷合作社領導，成員統一向社會主義商業承攬經銷、代銷或代購業務，統一組織貨源，銷售由各戶自己進行，盈虧自負，保持商業個體經營的特點。(2)合作商店，它能克服資金分散所造成的進貨方面的困難，能夠合理地調整商業網和組織商業勞動，擴大經營能力。
　　
    4．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國家把對資本主義經濟采取改造的方針，使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改變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這是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決定的。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把資本主義經濟變為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也稱之為個別企業公私合營階段。國家把公私合營企業的利潤分成四個部分，通過所得稅、獎勵金、公積金的分配，把股東所取得的股息限制在企業利潤的20%左右。第二階段，把國家資本主義經濟變為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即全行業公私合營階段。全行業公私合營后，對資本家的贖買由分配利潤制度改為定息制度，即資本家按照合營前的資本總額在一定年限內，每年領取5%的定息，企業的生產關系也因此發生了根本變化，資本家已經完全失去了對企業的生產資料支配權和對企業的管理權。土家族地區響應國家號召，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有計劃地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1955年5月，湖北建始縣政府召開市場工作會議，傳達中央“統籌兼顧、全面安排、積極改造”的方針，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1956年1月，恩施城關26個行業全部過渡為國營商業門市部，恩施龍鳳區204戶私商全部過渡為供銷社企業。當月底，恩施地區8個縣城關3 366個從業人員中，已過渡為國營商業的占36.4%；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占30.8%；組織合作商店的占22.03%。來鳳縣宣布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在恩施、建始、巴東、宣恩、來風、利川6縣農村中，3601個私營工商戶過渡為供銷合作社的占29.4%；實行公私合營或組織合作商店的占50.1%；其余的也都與國營商業單線掛鉤，實行公私經銷或代銷。2月10日，建始縣宣布全縣889戶、1036名私商改造結束。至1956年底，恩施地區私營商戶6 306個，過渡為國營企業占28.6%，公私合營占13.9%，合作商店占34.5%，經銷、代銷店占23%，私營工商業改造已達95%。總之，至1956年底，土家族地區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宣告基本結束。社會主義三大改造，使土家族地區經濟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導地位的經濟基礎建立起來。
　　
    （三）“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1958-1960年）
　　
    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后，土家族地區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1958--1960年間，我國出現了“大躍進”運動，全民的“以鋼為綱”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在全國范圍內迅速展開。
　　
    1．大辦鋼鐵
　　
    當時認為，要使國民經濟高速度發展，必須大力發展鋼鐵工業，于是大煉鋼鐵成為壓倒一切和實現全面“躍進”的中心任務。為了快速地完成任務，當時實施的主要措施就是大辦鋼鐵，保證鋼鐵產量，要求各部門各地區都要把鋼鐵生產放在首要地位；組織大兵團，大辦小高爐，號召“全黨全民行動起來，鼓足干勁，苦戰四個月”完成任務；組織各行各業圍繞“鋼鐵”中心“大辦一切”，大包大攬，“大而全”、“小而全”。大辦鋼鐵運動迅速在土家族地區展開。例如鶴峰縣，根據任務需要，調集農村43%的勞力參加，先后建起土高爐300多座；思南縣共建土高爐163座；龍山縣組織8萬多農村勞力煉鋼，建起大小土高爐1 000余座。大辦鋼鐵運動，由于不遵循客觀規律，急于求成，不僅沒有鍛造出合格的鋼材，而且還致使森林資源遭受破壞，恩施地區毀林就達300多萬畝，得不償失。
　　
    2．人民公社化運動
　　
    1958年8月以后，全國農村普遍開展人民公社運動，提出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原則，要求人民公社首先要“大”，即組織規模比農業生產合作社大，經營范圍比農業生產合作社大。其次是“公”，即把農村基層政權組織和經濟組織合而為一，把農村中原屬全民所有的企業下放給公社管理，使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經濟增加若干全民所有制成分；把社員的自留地、家畜、家禽、家庭副業等收歸公社所有；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大搞公共食堂、幼兒園、托兒所、幸福院等公共事業，實行工資制和糧食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用餐實現食堂化。土家族地區也積極投入到了人民公社化的運動當中。1958年8月底至9月初，湘西州在保靖、瀘溪、古丈、吉首試辦了4個公社試點社。9月下旬，全州各地一哄而上，將原來的3 997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迅速合并升級為143個人民公社，全州實現了人民公社化。1958年9月5日，當時的中共恩施地委召開擴大會議貫徹中共八屆二次會議精神，認為現在的幾十戶、幾百戶、小型單一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已不能適應工農業飛躍發展的需要，迫切要求把小社并為大社，把單一的農業社建設成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工、農、商、兵互相結合的人民公社。自此以后，恩施州地區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出現高潮。至10月18日，全州建立集體所有制人民公社107個，以國營農場為主體的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17個，參加公社農戶達到99%。到1958年底，辦起食堂15309個、托兒所9125個、敬老院559個，建立了9個民兵師、119個團、835個營、3082個連，民兵總數為481014人，全地區實現人民公社化。
　　
    在人民公社體制下，土家族地區幾乎所有財產都歸屬于人民公社，人們雖然共享資源與利益，但是土地產權模糊，社員的主體意識淡薄，權益與義務失衡，缺乏勞動責任感，其必然后果就是人們出工不出力，生產效率低下，生產力遭到了嚴重破壞，人們的生活出現困難。鑒此情況，國家開始調整人民公社體制。1961年，國家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村經濟體制，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對土地、勞力、耕牛、農具“四固定”，停辦公共食堂，劃給社員少量自留地。同年8月，開始清理“共產風”，糾正“一平二調”，給社員退賠財物。經過調整，農村生產又有所發展。但是，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前實施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政策遭到批判，農村的自留地被收回，實行合隊并社，擴大社隊規模，向大隊或公社為基本核算單位過渡，并推行“大寨式”記工法和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這些舉措嚴重損害了土家族人們的生產積極性，阻礙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1958-1960年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一次探索。雖然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希望早日擺脫貧困生活狀況，盼望中國早日富強的迫切愿望，但是由于急于求成，片面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片面強調速度，沒有注意有計劃發展國民經濟的原則，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它給土家族地區的國民經濟造成了損害，這主要表現為：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降低；農村勞動力無償調動，損害了群眾的利益；林業遭到毀壞，導致生態環境惡化；體制變革過大，與當地的社會發展不相協調。
　　
    （四）國民經濟的全面調整(1961—1965年)
　　
    1961年，國家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和頒布《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后，國家經濟出現新的轉機，逐漸扭轉了發展中的被動局面，土家族地區的社會經濟也隨之出現了新的面貌。
　　
    1．對農業進行及時調整
　　
    調整的措施主要有：  (1)調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分配關系，重申以生產隊（即原來的生產小隊，規模大體相當于過去的初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實行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公社、大隊和生產隊）集體所有制。大庸縣于1961年3月調整公社體制，將9個大公社119個大隊，恢復到1958年人民公社化前的34個公社和404個大隊、2969個生產隊，實行隊為基礎。1961年，恩施地區各地對社、隊的規模也進行了適當調整，全地區65個社改為66個區、7個縣轄鎮，原來756個管理區改為766個公社、26個區轄鎮，生產大隊由2948個改為3 247個，生產隊由24341個改為26461個，公共食堂至當年6月份全部停辦。公社和大隊不得隨便調用生產隊的資金、物質、農具、設備、林木和牲畜等，社員個人的生活資料以及小農具等生產資料屬于個人所有。(2)減少糧食征購，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國家規定在產區收購時，應給農民留下必要的自用量，同時提高糧食和一部分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大庸縣于1965年10月，根據規定將糧食三年的征購任務穩定下來，豐收年景通過超產、超購、超獎勵的辦法適當多購，一半超購糧價格高于統購糧的30%，另一半還可獲得化肥等獎勵。(3)恢復社員自留地、家庭副業、集市貿易。根據國家政策與實際情況，土家族地區各級政府及時調整工作部署，規定社員可以從事家庭副業，包括耕種自留地，飼養家禽和牲畜，進行家庭手工業生產，以及從事采集、漁獵、養蠶、養蜂等副業生產；社員家庭副業的產品和收入歸社員所有，由社員自行支配，在完成國家定購合同之后，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1961年6月，恩施地委轉發了農村部長會議《關于貫徹執行夏收分配政策若干具體辦法的意見》，對社員的自留地作了如下規定：在原有自留地三到五分基礎上擴大一畝左右，超過這個標準的，這次一般不作處理，個別超過太多或是侵占集體土地的，經民主討論可以通過補工、補肥、補種子后予以收回，但不能強行沒收。8月15-22日，恩施地委召開縣委書記、縣長會議，進一步提出為戰勝災荒，在不影響冬播的前提下，可以給社員每人借一至兩分地種菜、種晚秋作物，誰種誰收；在不侵占集體土地、不大片開荒、不影響集體投工投肥的前提下，允許社員在房前屋后再多挖一些零星荒地；要搞好勞逸結合，按規定給社員放假，秋收后可以多放幾天假。會議還決定減少糧食征購任務，1961年減到1.8億斤，1962年減到1.65億斤。自留地和開荒地生產的農產品，不計口糧標準，不征收農業稅，不計統購，但鼓勵生產隊和社員將產品賣給國家。銀行和信用社發放短期的周轉貸款，扶助生產隊和社員發展副業生產。  (4)調整管理體制，強調集中統一，使生產成本、管理費用與社員分配的比例得到有效處理，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5)加強各行各業支援農業，特別強調工業對農業的支援，如大力增加化肥、農藥、農業機械等的生產量和供應量。土家族地區對農業的支持力度加大，1963年，恩施地區基建計劃中，對農業和支援投資占了總投資的66.2%。所有這些調整農村經濟政策的規定，對提高人們生產積極性，發展農業生產，活躍農村市場起了很好的作用，使土家族地區的農業生產得到了較快的恢復。
　　
    2．對工業采取一系列調整措施
　　
    (1)降低工業生產計劃指標，對缺乏原材料、生產成本高、產品質量低的工業企業，實行“關、停、并、轉”，集中物資、資金和技術力量辦好重點企業，并提高輕工業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所占比例。鶴峰縣根據社會需要和燃料、動力、原材料供應的可能，堅決壓縮工業生產；對盲目興建的成本高、虧損大的企業，實行“關、停、并、轉”，退回升級過渡為全民所有制的集體所有制企業。1961年，恩施地區工交戰線經過調整，原來171家單位保留41家，壓縮107家，合并1家，關閉19家，轉產3家，職工由年初的32 762人降至年末的17832人，下降45.6%。其中冶金企業由15家減為2家，化工企業由15家減為2家，機械行業由14家合并為10家。1961年初對全地區669個大小基建項目進行清理，除1960年完工交付使用191個項目和經省批準收尾50個項目外，其余428個項目全部停建，基建隊伍也由8578人減至3224人。全地區全民單位固定資產投資，比三年大躍進時期下降47.33%。①(2)加強日用工業品生產，解決土家族人民的生活急需。一方面，在動力、燃料、原料和設備的分配上，優先保證日用工業品和手工業品生產的需要，另一方面，積極組織力量，恢復輕紡工業中傳統手工業品和一般輕工業品生產。1962年，龍山縣投資50萬元在紅巖溪辦廠，并在動力、燃料、原材料和設備等方面大力協助，使得日用工業品的年產能力大大提高，有效滿足了當地土家族人民的生活之需。此外，土家族地區還組織生產了塑料、化纖、玻璃纖維等工業原料，以補充農業原料的不足。(3)采取一系列的獎勵、保護政策，恢復和發展土家族地區的經濟作物生產，增加輕工業生產的農產品原料。鶴峰縣采用鼓勵、獎勵、提高收購價格等方式，鼓勵農民種植經濟作物，如棉花、茶葉、油料、麻類、甘蔗、烤煙、甜菜等，效果顯著。其中茶葉產量1958年達10250擔。由于大躍進，大批茶園被荒蕪、毀壞，茶葉產量大幅度下降，1962年下降到6742擔。自1963年起，鶴峰縣政府提出“以茶為主，糧茶并舉，以農養茶”的生產方針，并采取一系列的獎勵、保護政策，1966年，茶葉總產量又恢復到了1958年的生產水平。古丈縣通過一系列措施，經濟作物的種植也得到了發展，其中，茶葉1962年為210斤，1965年達到381斤；油菜子1962年為440斤，而1965年便達到了1198斤。
　　
    3．對商業進行大規模調整
　　
    由于大躍進時期片面發展重工業，忽視了輕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從而導致了土家族地區農副產品供應緊張，日用工業品嚴重短缺，物價大幅度上漲，為此，當地政府及時采取措施來緩解這些困難。主要措施包括：(1)調整商業經濟體制。首先，將商業行政部門同商業企業分開，恢復和建立各級專業公司。1961年9月，宣恩縣將國、合分開，恢復供銷社渠道，由商業局統管工業品、副食品、飲食服務、五金機械、醫藥等5個部門。其次，恢復撤銷或合并的農村供銷社。1961年9月，龍山縣將商業局與供銷合作社分開，商業局下設百貨、鹽業、飲食服務等6個公司；供銷合作社下設貿易、農業生產資料等5個公司及城郊、石牌等區供銷社和46個公社供銷合作社。再次，將拆散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組恢復起來。19 61年，龍山縣里耶鎮將個體商販和合作社商店（組）劃出國營企業和供銷合作社，并重新進行登記、發證，成立了3個合作商店，2個合作小組。(2)恢復集市貿易，充分發揮集市貿易調劑余缺、補充國營和合作商業經濟的功能。1962年底，龍山里耶鎮對集市貿易進行重新開放，市場交易活躍，當年市場銷售總額就達260萬元。
　　
    恩施地區在這期間手工業社、供銷社、貿易市場迅速興建。恢復手工業社291家，從業7 300多人。對1958年被撤銷的供銷社著手重建，598個公社供銷社迅速恢復，建立集市貿易場所40多處。各級政府對手工業與商業問題都進行了專題研究，強調進一步恢復和發展手工業生產，組織好城鄉物資交流，對集貿市場的管理要求做到放而不亂，管而不死。可見這些措施的采取，有利于土家族地區商貿活動的發展，對于促進物資交流，緩解供求矛盾，平抑物價，改善城鄉土家族人民生活，推動當地的生產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總之，通過以上措施，及時有效地糾正了當時的錯誤決策，在農業、商業，以及交通、水利、電力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有力地促進了土家族地區經濟的恢復，并為以后當地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五）“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期間，“左”的指導思想占據了統治地位，整個社會動蕩不安，經濟建設陷入停頓，土家族地區經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干擾與損害，具體表現在幾個方面。
　　
    農業方面  (1)取消農民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經營。鶴峰縣當時就只允許集體經營種植業、養殖業和農副產品加工業，社員被禁止或限制飼養家禽、家畜，否則就被沒收或毒死；社員自留地只準種菜，不準種糧食和其他經濟作物，違禁就被拔掉或無償歸集體所有。社員在房前屋后及田邊地角的果木樹，被當作“資本主義的尾巴”砍光；限制農戶私人飼養母豬和多養豬，1968年存欄數、出欄數比1964年分別下降19.7%、22%。大庸縣將農副產品分派生產隊或農戶家里，農民的雞、蛋、破布、廢品規定有交售任務，每年秋后交售，僅1975年10月全縣有31個公社集中社員交售農副產品、廢品45次，交售總值44.3萬元。(2)“以糧為綱”，即片面強調糧食生產，限制多種經營，把發展多種經營作為“重副輕農”、“金錢掛帥”的資本主義傾向加以批判，造成很多地方單一發展糧食生產，不少地方甚至毀林開荒、圍湖造田來增加糧食。來鳳縣的經濟作物就遭受到了嚴重損失，在1958-1978年，由于為糧食生產讓道，油菜生產陷入停滯，栽種面積只在2萬畝左右；煙草產量1952年達8560擔，1961年只產381擔；其他的經濟作物生產，如柑橘、桑蠶、苧麻、甘蔗等也都受到了影響。龍山縣1958年桐油產量達3.7萬擔，1969年為35263擔，由于強調“以糧為綱”，桐林被人為毀壞，1970-1976年，桐油總產為130592擔，平均年產量18656擔，其中1975年僅為9 26擔。(3)改革所有制關系，破壞按勞分配原則，強迫擴社并隊，任意改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鶴峰縣在收益分配上推行“大寨工分制”，取消評工計分，采取平均主義的計分方法，不再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1967-1970年，該縣農業總收入以年平均6.1%、總投入以年平均3.4%、凈收入以年平均1.9%、分配以年平均6.1%的速度遞減，農業生產嚴重下滑。1971年-19 75年，土家族地區普遍開展“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的運動，堅持“以糧為綱”，勞力高度集中，“大批促大干”，對農民限制越來越多，生產效益也越來越差。(4)脫離實際，忽視生產規律。如在生產方式、品種等方面，大搞“一刀切”，不搞因地制宜與因時制宜，完全不顧及土家族地區的地理環境，造成農作物普遍減產或絕收，人們生活困難。1971年，大庸縣推廣雙季稻，許多海拔在1000多米以上的山區也要求種植，并且規定全縣各地統一提前播種育秧的時間，由于不能因地制宜，以致早稻爛秧，雙季稻減產，1976年又強調“雙季稻是方向稻”，盲目擴大雙季稻，面積達16萬多畝，結果使許多地區雙季稻的秧苗全部爛掉，顆粒無收，農民只好吃國家統銷糧。另外，“文革”也使土家族地區的廣大農民卷入了政治動亂之中，進行“農村斗批改”，“揭開階級斗爭的蓋子”，嚴重干擾了農業生產的正常秩序，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商業方面  (1)批判行之有效的商業政策，使商業部門的各種規章制度遭到破壞，造成管理混亂，賬目不清，家底不明，經濟核算名存實亡。鶴峰縣取消商業部的統一商品流轉計劃，只剩下一個差額調撥計劃；財政預算代替財務費用計劃，影響了正常業務的開展；除了飲食服務與民族貿易企業仍執行利潤留成外，其余商業企業一律取消利潤留成辦法，企業獎勵基金也從此取消。(2)停售群眾需要的傳統商品。在“破四舊”的運動中，土家族地區的紅衛兵將一些商店的招牌、匾額、對聯砸爛，土家族、苗族等少數民族的裝飾用品，如小孩的項鏈、長命百歲佩鎖、簪子、耳環等，一律停止出售。(3)限制集市貿易，造成商品流通渠道單一。宣恩縣依照“堵不死資本主義的路，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的工作思路，將農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說成是“資本主義尾巴”，集市貿易是“生長資本主義的條件和土壤”，集市場期有時全縣統一為5天、7天或10天一場，有時定期為農歷初一、六、十一、十六、二十一、二十六，有時關閉，不準群眾趕集，不僅使購銷活動受到損害，而且也為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不便。(4)廢除合理的規章制度，土家族地區一些傳統的服務項目和服務態度在“破四舊”中作為“封、資、修”被取締。文明經商、禮貌待客，被指責為“不講階級路線”；經營高檔商品，被指責是“為資產階級服務”；飲食行業取締“雅座”，實行顧客“自我服務”；理發取消吹風、燙發；旅社對旅客取消送茶送水，接送服務等。(5)處理大批商業干部和從業人員。“文化大革命”期間，土家族地區許多商業從業人員和干部或被下放農村，或遭到批斗，商業管理混亂，商品流通阻塞，商業利潤大幅度下降。
　　
    工業方面一是反對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把按勞分配原則說成是“物資刺激”、“獎金掛帥”的資本主義，這使得土家族地區的工業受到嚴重干擾，工廠紀律松弛，管理混亂，經常停工停產，勞動生產率急劇下降。鶴峰縣工業生產經過調整出現的好勢頭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1966年，全縣卷入“文化大革命”，企業生產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虧損嚴重，1968年，縣屬企業工業總產值比1965年下降28.47%，企業虧損嚴重，1968年虧損面為47%，1969年高達61%; 1976年冬，縣將各區所屬手工業合作社轉為公社工廠，劃歸縣企業管理局管轄。保靖縣的工業也受到嚴重干擾，工廠紀律松弛，管理混亂，經常停工停產，1967年全縣工業總產值下降為314.88萬元，比1965年減少16.59萬元。二是經濟指揮和管理機構陷于癱瘓。政治動亂打亂了土家族地區正常的社會、生產秩序，使各地各級經濟指揮和管理機構受到沖擊，有的甚至被撤銷，其職能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頓。
　　
    四、新中國建立初期土家族地區的社會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土家族地區人們以滿腔熱忱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之中，取得了輝煌的成績，除了經濟快速進步以外，社會事業與民族關系也發展良好。
　　
    （一）社會事業初步發展
　　
    建國初期，土家族地區的社會事業發展較快，在教育、醫療衛生、文化方面已初顯成效。
　　
    在教育方面，當地各級政府增加投資，開始修建學校，設置各類課程，加快了對教師的培訓工作，逐步完善普通教育體系，開展勸學活動，幫助少數民族學生順利入學，提高他們的知識水平。除此之外，為了提高全民素質，還開辦有各種技能培訓班、知識補習辦、掃盲班等成人教育或特種教育，深受老百姓喜歡。例如，長陽縣教育事業發展較為全面，在普通教育方面，1949年，長陽僅有小學160所，296個班，學生7 772人，而到了1957年，小學發展到425所，851個班，學生31099人，學生人數是新中國成立前的4倍。初級中學在1949年僅有1所，6個班，學生169人，1957年發展到了3所，22個班，學生1122人。1949年，長陽縣沒有設立高中，到了1958年，有2個高中班開始招生。職工教育方面，1953年，縣委組織縣直機關干部60人學習文化，以兩年時間學完小學高年級數學和初中語文；1955年，縣政府舉辦區鄉干部文化脫產學習班，使230名鄉村干部具有了小學高年級的文化水平。農民業余教育方面，1950年，全縣有52865個農民上冬學，1951年有2000多人轉入常年民辦學校堅持學習，縣里還集中培訓了民辦教師500人。為了做到學習、生產兩不誤，各級政府積極總結經驗，引導大家“堅持農閑多學，農忙少學，大忙暫停”的原則，采取“先掃盲、后提高”的辦
法，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使農民業余教育不斷發展。1958年7月，政府在三漁沖鄉辦了掃盲班，收效不錯，許多農民能夠識字，1958年12月《人民日報》還報道了三漁沖鄉學習積極分子胡世秀識字1800個，當上了民辦教師的事跡。
　　
    教育事業的發展，為土家族地區崇尚科學風氣的形成與文化知識的普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一些有志者從土家族地區走出去到外求學，經過奮斗成為企業家、科學家，在新中國成立前后為國家科技建設與事業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李燭塵、陳能寬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李燭塵（1882-1968年），土家族，湖南省永順縣人。1882年9月16日生于永順縣毛壩寨。曾赴日本留學，人東京高等工業學校電氣化學科本科，鉆研化工專業，為我國化工領域作出突出貢獻，是我國著名的愛國民族企業家。新中國成立后，他當選為全國政協主席團成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參加了開國大典。還任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作出了貢獻。1956年任國家食品工業部部長，1958年任國家輕工業部部長。1964年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陳能寬，1923年生，土家族，湖南省慈利縣人，著名的金屬物理學家、核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50年獲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物理冶金博士學位，1955年回國后進行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氫彈及核武器的發展研制工作。1986年任核工業部科技委副主任，1988年兼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1982年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86年在全國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他和鄧稼先作為國家級科學進步特等獎領獎代表，接受了國家對原子彈突破和武器化、氫彈突破和武器化的最高獎勵。1999年榮獲“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在醫療衛生方面，土家族地區興建醫院，添加醫療設施，并努力學習醫療知識，積極挖掘傳統醫學，治療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有效地維護了人們的身體健康。醫療條件與設施有所改善，例如湘西州在1958年設立有162所公社衛生院，生產大隊有保健室，農村三級預防保健網的雛形初步形成。1959年全州衛生機構272個，病床1881張，衛生工作人員2132人，分別比1949年增加了17.13倍、13.25倍和3倍。20世紀60年代初期，各級醫療衛生單位開始向建設正規化和管理科學化方向發展，更加注重人員培訓和設備配套。1968年以后，許多衛生院都裝備了較大型的醫療器械。在貴州，1950年人民政府接管衛生所，進行整頓，加強管理，沿河、印江等縣的衛生院開始增設病床，完善機構。沿河縣開始設病床5張，縣衛生院的職責開始明確，除了診治疾病外，還要負責全縣衛生行政、預防接種、婦幼保健、衛生宣傳等工作；1952年，增設了公共衛生組、醫務緩和療養室；1956年升為三等衛生院，有衛生技術人員15人，病床增加到15張；1957年，改為沿河縣人民醫院，增設中醫科，分設了內科和外婦科，門診設有內兒科、婦產科、注射室、換藥室、藥房和化驗室。1951年，印江縣衛生院設有病床4張，1952年增至病床8張；1956年4月，縣衛生院更名為縣人民醫院，設正規病床12張，簡易病床3張，分總務室、中醫科和門診部，門診部還下設若干科室。1953年1月，國家要求建立省、地、縣各級衛生防疫事業機構，貴州土家族地區開始完善鄉鎮衛生系統。1953年4月，沿河縣建立了5個區級衛生所。1957年，貴州土家族地區組建了鄉民辦衛生所，負責鄉內醫療防疫、婦幼保健工作。至1957年，印江縣已建鄉級衛生院43個，其他土家族鄉鎮都普遍建立了衛生院，解決了土家族等各族群眾的就醫困難。衛生防疫工作方面，主要針對當時土家族地區流行的傳染病，為人們注射疫苗，增強人們的免疫力，控制傳染病蔓延，減少對人們的危害。例如20世紀50年代，湘西州每年組織注射預防傷寒、霍亂的疫苗，迅速控制和消滅了霍亂；60年代初，牛痘接種由普種改為定齡接種，有力地控制了天花；1963年，州、縣相繼成立預防指揮部，制訂了預防措施；1966-1967年，針對流腦疾病，湖南省又組織醫療隊，先后到永順等縣開展防治工作，1970年州內開始使用流腦菌苗，發病率大幅度下降。此外，對傷寒、副傷寒、痢疾等多發病也采取措施進行了防治。傳統醫學也迅速發展，各地建立了中醫機構，醫學成果顯著，有效地治療了當地人們的疾病。例如在貴州土家族地區，1953年沿河縣有42家中醫診所；1954年，周鴻翔、黎用章、張慶珍等5家個體中醫診所、藥鋪聯合組成了沿河縣中醫聯合診所；縣有關部門對中醫生實行審查登記，向48名中醫頒發了中醫證書；1955-1956年，組織征集了主治瘧疾、吐瀉、霍亂、雜癥的秘方、驗方59個，單方20個，整理編印成《沿河縣中醫秘驗方》；周鴻翔還研制出“雞香散”、“通志散”等藥物，對治療浮腫、肌肉萎縮等疾病療效顯著；1957年，沿河縣撤銷中醫聯合診所，改建成沿河縣中醫院，1967年并入縣醫院。印江縣對中醫事業十分重視，1952年成立中草醫工作研究會，多次組織培訓，僅1963年縣里就組織培訓中醫人員98人，草醫人員329人1957年以后，湘西州相繼成立了民族醫藥所、中醫聯合設計所71所，吸收了216名民間醫藥人員參加工作，各縣市中醫院也先后建立。50年代末，自治州衛生部門組織開展民族醫藥采風活動，發動各醫療單位和民間醫藥人員獻醫、獻藥、獻方，先后收集到了秘方、單方、驗方共有1萬多個，其中3 309個編印成冊，推動了民族醫藥發展。1959年以后，全州各級醫療單位普遍實行了中西醫結合的方式治療疾病，1972，年，永順縣人民醫院自制“725”燒傷擦劑，治療燒傷具有很好的療效。1974-1977年，吉首縣人民醫院文武烈、吳光榮醫師，運用中西醫結合法，治療流行性出血熱病人50例，治愈率達98%。
　　
    文化事業發展較快，不僅修建了大量了文化設施，而且還挖掘出許多土家族藝術文化。在20世紀50年代，湖南省為了民族文化事業順利發展，在民族地區先后設立了文教科、文化科等管理機構，同時還建立了廣播站、報社、影劇院、文化館、文化站、圖書館、博物館、民族歌舞團等單位，積極宣傳國家有關政策，開展群眾文化活動，繁榮民族文化。湘西地方黨報《團結報》1952年10月1日創刊，毛澤東主席親筆為該報題寫了報名。至1956年底，在發掘整理民族民間文藝工作中，湘西自治州也取得了較大成績，共發掘民間歌舞、劇目104種，1000多個節目；1957年6月，土家語劇《兄妹倆》首次在龍山縣苗市鄉演出；1957年，龍山縣土家織錦藝人葉玉翠編織的《開發山區》被選送英國倫敦博覽會及東歐各國展出。長陽縣文化事業也逐漸發展起來，1950年建立了新華書店宜昌支店長陽分銷處，1952年改為湖北省新華書店長陽支店，1956年更名為長陽新華書店；1952年，建成了縣文化館，文化館經常組織群眾文化娛樂活動，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舉辦各種形式的文藝培訓班，對群眾進行文藝輔導，提高了群眾的文藝素養。此外，長陽縣還設立了許多文化機構，如1954年2月，長陽建立了第一個電影放映隊，1959年改為電影管理站；1959年3月，縣里成立了歌舞團；1976年4月，建立了縣圖書館。這些機構還創作了大量精彩的文藝作品，如1972年由縣歌舞團創作、演出的歌舞《清江戰歌》、山歌《一支山歌飛出巖》、《豐收調》、《工農歌》和小話劇《反手鋤刀》等，在湖北省參加匯演，深受好評。
　　
    （二）民族關系和諧發展
　　
    建國后，國家實施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繁榮、發展的民族政策，大力倡導建立社會主義新型的、和諧的民族關系，反對民族壓迫與剝削，增進民族之間的理解，消除民族隔閡與民族仇恨。
　　
    土家族地區積極宣傳國家的民族政策，采取各項措施維護當地的民族團結與安定，不僅鞏固了土家族地區各民族在歷史上形成的傳統友誼與民族感情，還使這種融洽和諧的民族關系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中繼續向前發展。土家族地區各地發生了許多團結互助的典型事跡。
　　
    在恩施地區，為了幫助當地發展經濟和促進社會穩定，從1950年開始，湖北省委、省政府陸續向當地調派了大批漢族干部和知識分子，幫助清匪反霸、減租減息和土地革命，使各族人民獲得解放；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們又與當地各族人民一道，建工廠，修電站，辦商店，修公路，興修農田水利，發展文化教育與衛生事業。在此過程中，漢族與其他各族互相幫助、互相關心，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發生了許多令人感動的事跡。1953年2月24日，特務“龍山行動組”4人空降到來鳳縣的響水洞，恩施地區來鳳縣、湖南龍山縣、四川省酉陽縣的各族人民和駐軍，迅速出動圍剿，在3月1日，特務全部落網。來鳳縣人稱“義務媽媽”的周碧玉（土家族），與其丈夫姚瑞（苗族），從1962年起，就開始自愿把失去父母的各族嬰幼兒接到家里撫養，義務贍養各族鰥寡孤獨的老人，在二十多年里，共贍養了8個孤寡老人，撫養了9個孤兒，堪稱恩施地區各族人民團結友愛的典范。來風縣與湘西自治州的龍山縣僅一水之隔。1972年，來鳳縣修建酉水大橋，龍山縣知道后，停建了一些項目，無償支援酉水大橋工程400噸水泥，加速了大橋的建設，該橋建成后被命名為“團結橋”。來鳳縣的活水堡，以前稱為“望水堡”，該處數千畝水田缺水灌溉，每遇天旱糧食便會減產。1970年，來鳳縣計劃修建一座水壩抽水灌溉，但要淹掉龍山縣幾十畝良田，遲遲未能動工。龍山縣知道后，主動讓出了良田，支持來鳳修壩。水壩建成后，望水堡變成了活水堡，為感謝龍山縣的支持，來鳳縣在壩上為龍山縣安裝了一臺水泵。兩縣邊境的各族學生，入學可以任意選擇，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就讀；學校之間，互相舉辦公開課，開展體育競賽，舉行文藝互演。群眾有病，離哪邊醫院近就在哪邊醫院醫治，在來鳳縣醫院住院的病人，常常有1/4是龍山縣的各族群眾，如有疑難病癥，兩邊醫生常常共同會診。另外，鶴峰與五峰、咸豐與黔江、利川與萬縣、巴東與宜昌等相鄰縣、市，各族人民在長期交往中，均形成了良好的民族關系。
　　
    湖南省也積極采取措施促進當地的民族團結。第一，加強對民族政策的宣傳教育。1952年，省人民政府發出學習民族法律、法規、政策文件的通知，印發各種學習資料1.5萬多冊；與此同時，湘西苗族自治區編印了《民族區域自治學習文件》，組織全區干部進行學習；1953年9月，湘西苗族自治區地委發出《關于再次開展民族政策學習的指示》，號召全區干部再次學習民族政策；為了了解民族政策的貫徹執行情況，湖南在1952年冬至1953年春、1957年4月1日，分別進行了兩次檢查，檢查涉及許多方面，包括對民族工作的認識問題，對少數民族干部的培養、提拔、使用問題，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問題，對待少數民族上層人物問題，對少數民族的意見和要求的處理問題，少數民族的生產生活問題等。自治州、自治縣和有關市、縣也通過召開民族工作會、兄弟民族座談會，嚴肅認真地進行自查，總結經驗教訓，及時進行整改。第二，開展促進民族了解的宣傳活動。1952年5月27日至6月8日，“湖南兄弟民族生活文物展覽”在長沙舉行。展覽共分3個展室，分別介紹湖南兄弟民族的歷史、人口分布、勞動生產、服飾、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有3.1萬多人參觀了展覽。古丈縣革新、民主和新解3個村同住在一條山溝里，共飲一溪水。革新村處于源頭梳頭溪，民主村處于中游的官壩，新解村處在下游溪流墨。革新、新解兩村是土家族村落，中間的民主村為苗族村落。兩頭自然條件好，中間自然條件差，歷史上民族隔閡很深。針對這種情況，工作隊在土改中大力宣傳民族團結思想，3個村落的群眾深受教育，在分配土地時，兩邊的土家村主動將沒收的地主土地劃出一部分給中間的苗族村，民族隔閡也從此消除，民族關系趨向緩和。第三，在工作中增進民族友誼，如在修建農田水利、道路交通等基礎設施過程中，為了戰勝困難，完成任務，各族干部群眾相互幫助，相互鼓勵，從而加強了民族之間的理解與團結，正如山歌中所唱：“共產黨，打金篩，各族人民團攏來。同甘苦，情義好，共建家鄉花樓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