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誕生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最黑暗的時刻，它的成就與中華民族的復興澆筑在了一起，它的錯誤也曾給這個國家帶來不幸。沒有一個錯誤是應該發生的，但勇于修正錯誤，不僅使中華民族的復興夢成為現實，而且也標志著中國的紅色文化越來越開放。允許對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爭議、探討以及對重要歷史人物的重新評價等等就足以說明中國政治文化的禁忌在不斷減少。
　　作為“70后”，我的黨史知識最初定型于上世紀80年代初的課本。直到2002年才從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中看到“最早在中國醞釀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的敘述，這充分肯定了陳獨秀和李大釗兩位革命先驅在建黨中的特殊地位和巨大作用。其實，在中國共產黨創建史上還廣為流傳著“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真實佳話：1920年2月，為躲避反動軍閥政府的迫害，陳獨秀從北京秘密遷移上海。在護送陳離京途中，李大釗就和他商討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
　　陳獨秀在上海工人群眾中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同時，李大釗也于1920年3月就在北京大學組織成立了中國第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并在北京會見了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等，商討籌建中國共產黨。我讀過李大釗1919年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給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李大釗介紹馬克思的哲學“唯物史觀”和“階級競爭說”時，都把“階級斗爭”譯為“階級競爭”。還有就是，李大釗把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分成三大部也顯得非常獨到，他認為關于過去的理論，就是馬氏的歷史論，也稱為社會組織進化論；關于現在的理論，就是馬氏經濟論，也稱為資本主義經濟論；關于將來的理論，就是馬氏的政策論，也稱為社會主義運動論。在宣傳和介紹馬克思學說時，李大釗有自己獨特的思考和見解：“對唯物史觀和階級競爭說這自相矛盾的地方，馬氏學說雖盡力自圓其說，總有些牽強。”由此可見，李大釗對馬克思學說作了非常深刻的研究。毛澤東、周恩來、鄧中夏等都受過李大釗“我馬克思主義觀”的影響。
　　1920年6月，在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的幫助下，陳獨秀同李漢俊、施存統等人開會商議，決定成立共產黨組織，并初步定名為“社會共產黨”，還起草了黨的綱領。1920年8月初，圍繞著是用“社會黨”還是“共產黨”來命名，意見沒有統一。陳獨秀征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大釗極力主張定名“共產黨”，陳獨秀表示完全同意。因此隨后，在陳獨秀的主持下，“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其成員主要是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骨干。這些記錄似乎充分肯定了是李大釗在中國最早拍板定名“共產黨”的。
　　不過，黨史學界對這個問題一直有爭議。有的說是李大釗，有的說是蔡和森。支持蔡和森是最早提出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主要依據是：《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中蔡和森于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寫給毛澤東的兩封信中提出建黨主張：“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毛澤東回信深表贊同。從史料上看，蔡和森于1920年7月在法國蒙達尼公學召開的一次旅法新民學會上就提出要在中國建立“共產黨”，時間比陳獨秀征求李大釗意見早。支持李大釗在中國是最早提出“共產黨”的人認為，當時遠在法國留學的蔡和森寫給毛澤東的是秘密信件，傳播范圍極小，況且蔡和森當時在中國以及在共產黨內的資歷、威望等也無法跟李大釗相比。也只有像李大釗那樣一言九鼎的人，才能拍板命名“共產黨”的大事。這兩種觀點似乎都無懈可擊。所以，我覺得可以把它們綜合起來，即最早提出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是蔡和森，而最早拍板定名“共產黨”的是李大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