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0畝“雷響地”，在10年內成為擁有35萬株冰糖橙，固定資產8000萬元，年利潤3000萬元，擁有完備道路規劃和水利設施的現代農業示范基地。但和84歲的褚時健永不停息的進取心相比，哀牢山上的冰糖橙王國可能才剛剛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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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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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褚時健的玉溪住所，到橙子園所在的嘎灑鎮山頭，有4個多小時的車程。路況并不平穩，沿路可見一張張警示標牌：小心滑坡，此處是泥石流路段……高速路因此辟出一段段雙向共行的車道，汽車不得不以S形路線在不斷出現的岔路口穿行。

　　從2001年起，褚時健就經常穿行在這條道路上。他在哀牢山上承包了兩個相鄰的山頭——硬寨梁子和新寨梁子，開鑿了一個2400畝的冰糖橙園。這是當地最大的農場。最近由于從新平到嘎灑的路被水流沖斷，汽車還必須從山上繞行，又多了近一小時塵土飛揚的山路。但褚時健仍然保持著上山的頻率，大概一周多會去果園一次。橙園的管理人員告訴本刊記者，每次到果園，他都會先下地去轉，查看果樹的生長和農戶對當年工序的執行情況。現在年紀大了，走動范圍變小，但也會坐在車里巡山。每個月月底27～30日，他必定在果園。因為是發工資的日子，需要他的簽名。

　　雖然已經84歲，他仍然控制著這片山林運轉的每個環節。就像當年在做煙廠的過程中，他突破性地把煙田設為企業的第一車間，并爭取到了煙草專賣局局長的職位，親身參與并掌控了產供銷的每一個環節。水塘鎮鎮長刀文高告訴本刊記者：“有一天我去山上，聽到果園的工人們在發牢騷。剛從湖南進了一批樹苗，是褚時健親自去湖南參觀，并親自訂下的。樹苗到基地后，他一直盯在卡車旁，看著工人們下苗、搬苗，移栽進土里，一直盯到晚上20點。工人們抱怨說，所有事情都要在他眼皮下實施，對他們一點不放心。”

　　果園里共有110多家農戶，大部分常年住在山上，褚時健為他們修建了青磚的住所。他們大多舉家來到這里，每戶負責2600棵樹苗，幾乎與世隔絕地在山上勞作。褚時健為自己的冰糖橙種植制定了很多細致的工序。比如，要想橙子品質高，必須先前就摘除一部分果實；樹長大了，空間不夠，相互爭奪陽光和養料，必須砍掉三分之一的樹；這些措施會減少整體產量，但會提高單個橙子的質量。農戶們總有些舍不得，但“在這里只是執行”。農戶李德春說：“不能說你的意見是怎么樣，不能在這談，只要他說，你這幾天干什么，或者這一片樹叫你砍，你就砍，只能是執行，不能說我覺得這樣會更好，沒有這種說法。”

　　凡事親力親為，重視技術，永不滿足，力爭第一，這些都是褚時健到84歲仍未丟棄的性格標簽。從2002年開始種植自己并不熟悉的冰糖橙后，他更要依靠自己對細節的嚴格掌控，確保二次創業的成功。果園的技術員張偉告訴本刊記者，冰糖橙是一種非常費人工的作物。年初要剪梢，保證果樹能吸收足夠的陽光；開花后要保花保果，結果后要控制果實的大小、外觀；生產環環相扣，一年四季不得閑。這正合了褚時健“閑不住”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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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正是給果樹保花和灌溉的時節，以鞏固年初剪春梢的成果。果樹的產量很大程度上由它吸收的陽光決定，剪梢則決定樹木的受光度。褚時健曾經這樣總結過這道工序的重要性：剪開了，光照足了，果樹就會穩產。很少修剪，大小年就嚴重。有的高棵矮棵的，平均下來產量就不行。他現在已然是一個冰糖橙技術專家。果園的技術員張偉原來是玉溪柑橘研究所的專業技術人員，從基地創建時就來到這里。他告訴本刊記者，自己從事這個行業20多年掌握的知識，還不如褚時健種冰糖橘10年以來掌握得多。

　　陽光是種好果樹的第一個必備資源。為此，褚時健不厭其煩地改進剪梢方法。走在柑橘園里，年初剛剪過樹梢的橘子樹，樹梢并不齊整，高低錯落。張偉說：“褚總經常去外地種橘子的基地考察。各地的氣候條件不一樣，比如華寧的剪得輕。有很多地方不剪。而冰川的就剪得重。”這片果園是褚時健比較各地的剪法后，和技術員商量琢磨出的獨特的剪梢方法——根據哀牢山上的日照情況，“太陽不管正著還是斜著，都要透得下來”。

　　為了讓果樹的受光程度更高，剪梢的方法還在改進中。張偉告訴本刊記者，每年到剪梢的時候，褚時健都會把幾位技術人員召集起來，讓每個人按自己的方法，修剪4～5棵樹。他也會提出自己的剪梢方案，讓技術員幫助修剪。然后定期來查看這些試驗地里不同剪法的果樹開花，掛果情況。根據年底的產量和綜合評估，其中表現最好的，將會推廣給農戶。

　　3月2日凌晨，褚時健從玉溪出發，8點多就到達了山上的橙園。他先檢查了硬寨梁子山上的一片剪梢示范田，然后請果園的管理層和技術人員去山下吃飯。傍晚回到住所，在山道上看了一陣橘園。他昂首挺立，腰桿筆直，看不出84歲可能出現的人生疲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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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么種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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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片橙園讓褚時健又回到了聚光燈下。他仍然是一個財富英雄。2400畝山地，固定資產8000萬元，年利潤3000萬元，產出的橙子在市場上供不應求。一位昆明經銷商對本刊記者說，褚時健種的云冠牌冰糖橙分三個等級，最好的賣到14塊/公斤，最差的一等8～9塊/公斤。而隨后上市的湖南冰糖橙，只有6.9元/公斤。他的果園已經成為新平縣發展現代農業的典范，不僅讓土地產生更多的效益，還讓農戶也分享到了繁榮。2008年公司果農戶均收入最低1.2萬元、最高2.4萬元。但現在，山上的員工告訴本刊記者，110多戶種植農戶中，第一等級的農戶，最高年收入已經達到6萬元。而技術員的年薪足以達到10多萬元，不低于一個大城市的白領收入。

　　與山腳的現實比起來，更能明白為什么它會成為新平縣發展現代農業的典范。水塘鎮鎮長刀文高告訴本刊記者，去年鎮上年人均收入只有2929元。鎮中心道路狹窄，市面蕭條，山腳下的村莊更是茅檐低小。貧窮仍然是這里最普遍的社會烙印。即便身居高位，也很難躲過貧窮的心理壓迫。褚時健的辯護律師馬軍曾替多位云南的落馬高官辯護，其中一位是“原來云南林業廳廳長，當過昭通地委書記，也是個老干部，收受賄賂20多萬元，最后被判刑。逮捕時20多萬還在他保險柜里鎖著，為什么沒用？他說這20多萬是準備拿回老家去修一條過河的橋”。馬軍說：“我記得云南省前省長李嘉廷委托我當辯護律師時說的一段話。李嘉廷說，他窮怕了。幾百年來，從那個窮山溝出來，小時候就沒穿過一件好衣服，沒穿過一雙好鞋子。后來上了學，當了官，家都不敢回。為什么呢？到那個石屏縣，老家的那些窮親戚來了，這個要那個要，沒辦法，所以想著在位的時候搞一些，以后退下來回家修修路、建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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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褚時健去年也剛從經營果園的收入中拿出幾十萬元，給老家的百姓裝了一條20公里的水管，可以解決300多畝山地的灌溉。對貧窮，褚時健有自己的記憶和恐懼。他從小家境貧寒，成年后，因為政治動蕩，家庭生活一度困窘。1959年，褚時健被打成“右派”去農場報到，妻子馬靜芬也被單位勸退。她拖著病體，在昆明一個人帶著7歲的女兒，靠給別人織毛衣生活，一個月掙六七塊錢。天天織毛衣，一個指頭都彎掉，一個月才掙六七塊錢，還是維持不了生計。

　　對這一代人來說，對金錢的態度有一種矛盾的價值觀。他們個人并不那么在意奢華的生活。褚時健一直保持著節儉的生活習性。他總是穿藍色的老式塑料拖鞋，寬松的棉布褲子，不會扎領帶，一件白襯衣因為穿著多年，領口泛黃，袖口也微有污漬。一根皮帶用了20多年，比公司年輕員工的年紀還大。刀文高對褚時健的節儉也記憶深刻：“有一次碰到他在鎮上飯館吃飯，一盤腌菜炒肉末沒吃完，他親自打包。”

　　去年褚時健剛拒絕了一家公司希望幫他將果園運作上市的提議，因為“沒的這個心腸跟他們玩”。但他也希望獲得更多的金錢，這種愿望融合著各種復雜的情感：榮譽，自我價值的證明，對家庭以及家鄉的責任感，以及安全感。褚時健向預審人員解釋自己為什么會在退休前私分賬戶時說：“當時新的總裁要來接任，我想，新總裁接任后，就得把簽字權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輩子，得為自己的將來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決定私分了300多萬美元，還對羅以軍(總會計師)說，夠了，這輩子都吃不完了。”當有記者問他：為什么當初想來承包果園？褚時健低頭想了想說：“心里不平衡，現在的國企老總一年收入幾百萬、上千萬，我也不想晚年過得太窮困。另外，我70多歲出監獄，總得找點事做，讓生活充實點。”

　　他決定種橙子。這是他的老家華寧縣的傳統作物。老伴馬靜芬說：“以前社會上有很多人說，你褚時健搞煙廠搞得那么好，那是因為政策好，云南煙得天獨厚，煙廠交給挑扁擔的都成。他做果園，就是想否定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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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生”褚時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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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玉溪到嘎灑，一路風景參差不齊。小塊梯田，零落的芭蕉樹，叢生的枯黃雜草，甘蔗林細長的枝葉像刀戟一樣朝天生長著，更多是像被天火燒過一樣通紅干燥的山地，不著一物，罩在防止滑坡的網兜里。

　　褚時健的果園隱藏在這一片雜亂的地貌中，為了最大限度獲取營養，果園里成熟的樹木都只有約1米高，遠處并不容易看到。但汽車開進山里后，就能看到現代化農業的整齊面貌。兩條水泥道路分別在山的兩側盤山而建，全場60多公里。路邊還安裝了路線標識牌。兩條道路一出一進，讓豐收時節汽車也進出有序。據說選果車間最多的時候有9輛東風牌大卡車排隊等候。道路兩邊，是按照等高線全面使用機械化開挖的林地，每畝地148株果樹，株距和行距分別是2米和3米——太密了搶奪營養，影響生長，太稀了則浪費土地。以一戶農戶2人為單位，根據片區管理戶數，配套建設農戶住房和沼氣、廁所、豬廄，兩個基地共投入資金68萬元，建成農戶住房130套、共4200平方米，建成“三配套”沼氣池138個；要求果農使用沼氣，對自己管理的果園，地埂種植紅薯等作物，飼養豬雞，將生產的農家肥和沼液沼渣投入到果園中，增加果園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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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新加入的農戶，褚時健總會叮囑各種生產的細節：把地弄得平整點，趕緊種黃豆，用做綠肥；在果苗根部覆蓋著枯葉，以保持水分，但同時也要小心下面藏著的看不見的白蟻……鎮長刀文高告訴本刊記者，褚時健的果園按1萬元/畝的高標準投入建設，鎮上去年也想依附這個基地，發展柑橘種植。但連5000元/畝的標準投入都負擔不起。去年種下的5萬棵樹苗，今年因為天旱，已經枯死了一半多。

　　3月正是橘子開花時節，山里空氣中混合著花香和化肥淡淡的酸臭味。辦公室主任普元星告訴本刊記者，肥料是褚時健的獨特配方，混合了雞糞、煙沫，還有榨甘蔗后廢棄的糖泥……褚時健很得意于自己配置的肥料，成本只有200多塊，但比市場上1000塊的化肥還好。不僅改變了山里的土壤結構，還讓冰糖橙的甜酸比達到18比1，這是別的橙子很難達到的口感標準。昆明經銷商吳應虎有一年邀請褚時健去他的水果超市了解市場，特意將店里的另一種只賣2塊/公斤的廣西橙子劃給褚時健吃。“我當時的意思就是想說，價格比你便宜幾倍的橙子，還比你的甜，希望能用這個理由向他多要點銷售返點。褚時健當時沒有回應我的話，只是轉身對旁邊的記者介紹起自己果園施的肥料和水果的甜酸比，甜不是最好的，要甜酸適中，水分充足，而且皮質更軟，用手就可以剝下來。”吳應虎對本刊記者回憶。

　　在褚時健的果園里，農業不再是大而化之的靠天吃飯。園區所有的設置和果樹的生長，都有一系列經過測算的數據支撐。雖然從未受過專業的訓練，但褚時健的學習能力很強。“他不打牌，不打麻將，就是喜歡看新聞、看書，大多是柑橘種植、采收方面的書，經常給我們帶來各種信息，包括國外的。”張偉對本刊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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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臘月，褚時健出生在云南玉溪市華寧縣一個普通農民家中，他的兩個哥哥先后夭折，父母有些緊張，于是搬離祖宅，來到人煙稀少的鐵路邊上，褚時健每天上下學都要順著這條鐵路走。后來褚時健回憶自己在鐵路邊度過的童年：“鐵路是法國人修建并經營的，他們雇一些當地人維護鐵路，這里工人的工資是當地人收入的幾十倍，如果能在他們那里做工，日子就很好過。所以大家爭著來這里做工。”這對年幼褚時健的觸動是：“要把書讀好才行！”

　　褚時健并沒有機會好好讀書。到昆明讀到高一，解放戰爭開始，他和二哥去參加了邊縱游擊隊，從此遠離校園。但他在技術上的學習能力讓人驚嘆。張偉說，自己從19歲就開始從事柑橘種植的技術工作，但“跟褚時健做事之后，才真正體會到技術的重要”。

　　技術總是褚時健做每件事的立身之本。剛到玉溪煙廠，一些人看不起褚時健，但一件事情徹底改變了大家的看法。當時廠里壞了一臺鍋爐，整個煙廠只有兩臺鍋爐，壞一臺產量就減一半。廠里員工告訴褚時健，前任廠長在時，壞過一臺鍋爐48天才修好，這一次也要40天。褚時健之前在嘎灑糖廠時也修過鍋爐，略懂一點技術。他后來回憶這段往事：“我說只要4天，結果他們都不敢干了，前任廠長親自指揮48天才修好。我說我也親自指揮，4天完不成不叫你們負責。”結果3天半就修好了，從那以后，褚時健在玉溪煙廠的威信正式確立。“大家覺得，這個新來的廠長要干，還懂，不能哄他，做事不能馬虎。他們原來看不起我，這一次，無論是干部，還是工人對我的看法都改變了。”

　　果園發展中的幾次危機，也是靠褚時健看書度過的。第一次是2006年，種下4年的果樹第一年掛果，2400畝只收了14噸。果樹掉果嚴重。“我用手拿都拿不下來，但技術員說被風吹就吹掉了。那次我是真著急，睡不著了，連夜看書找原因。”

　　張偉還記得另一次果園發展的危機是2007年。隨著產量的增加，果園建起了冷庫。但由于對冷庫的溫度和濕度標準并不熟悉，入庫的水果都腐爛了。請了外地的專家來也沒能解決。“那一次他也是急了。聽馬老師說，他夜里三四點還在看書，后來還是找到了辦法。最后技術員就是根據他說的標準，調整了冷庫的溫度和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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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爭議的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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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褚時健的橙子園有兩個山頭。一個山頭是硬寨梁子的近千畝山地，更大的一部分則屬于新寨梁子。公司的園區總部也設在這個山頭上，是一棟黃色的兩層回形樓房。除了面積更大，房間更多，外觀與沿途所見的農民房并無區別。褚時健住在二層的一隅，房內設施簡單，唯一特別的是二樓有一間他的私人廚房。除了侍弄果園，看書之外，他的愛好還有下廚炒菜，果園的管理和技術人員有機會吃到他炒的辣子雞，味道還很不錯。宅子一側是棵高大的無花果樹，宅門前有兩尊白色的小石獅，略微讓人在家常和農耕生活之外，聯想起他當年的威儀。

　　因為放棄重操煙草老本行，對一個保外就醫的老人來說，他與人生博弈的資本失去了一大半。但好在云南還有土地。雖然山地設施落后，哀牢山脈也有獨特的種植優勢。刀文高對本刊記者說，褚時健選擇這里，也是經過精心的考量。種植冰糖橙最重要的是陽光和水源。哀牢山屬于干熱河谷地帶，氣溫很高，平均氣溫比200公里以外的玉溪高出10攝氏度。這里陽光充足，水源也算豐富。“哀牢山上植被茂密，雨季儲存下大量雨水。有句話是哀牢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長。以紅河為界的東西兩邊，水塘鎮這邊屬于江西，雨水只下這邊，只有2009年，百年不遇的旱災，直到5月底才來雨水，造成農業大減產，其他時間我們都還能應付。”刀文高對本刊記者說。

　　這片土地是褚家人2002年從水塘鎮政府手中租來的，租期30年，租金28萬元/年。從目前的土地價值來看，這是一個相當便宜的價格，現在水塘鎮的土地流轉，至少已經達到700～800元/畝。但水塘鎮鎮長刀文高認為并不吃虧。“這片山地是雷響地，完全靠天吃飯。當年是鎮辦企業的用地，原以種植甘蔗為主，由于長期不輪作、土壤板結、肥力差、灌溉水源和設施嚴重不足、甘蔗施肥和管理不到位，長年平均甘蔗單產3噸以下，扣除種植成本后，平均每年每畝收入不到80元。給他的租金相當于100元/畝，還賺了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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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塊土地的權屬歷來就有爭議。新寨村的老村主任白文貴告訴本刊記者，這片山頭世世代代是新寨村村民在耕種。直到1969年農業學大寨，新寨村隸屬的水塘公社組織村民開荒種甘蔗，由公社投資水管、路、電，但新寨村民投工投勞，建起了甘蔗林。此后這片土地被鎮屬企業占用多年，因為企業一直虧損，沒有付給新寨村民一分租金。和褚時健簽訂租地協議后，一年有20多萬元租金，新寨村依然一分未得。他們向上反映多年，才在2009年爭取到了40%的租金。但村民們并不滿足。“這里是我們祖輩的地，我們要把租金全部拿回來才合理。”白文貴說。

　　2002年“2·14”泥石流。村里失蹤了17個人。這一事件對果園有兩個影響。一是果園的土地面積因為滑坡減少了。白文貴在鎮里打聽到，果園甚至為此修改了這片山地的租約，將租金由原來的28萬元/年減少到24萬元/年。另一個影響是，村莊遭遇的災難讓村民們更強烈地要求從土地中獲得補償。白文貴說：“我們都清楚，褚時健的果園這幾年很賺錢。這里是我們祖輩的地，我們要把租金全部拿回來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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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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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園需要小心維系著和周邊的平衡。橙子園的土地歸屬并不明確，山腳下的村民本來就有怨氣。他們能從中間接分享的經濟利益也幾乎為零。基地的辦公室主任普元星告訴本刊記者，橙園每年大概需要1萬名零工，日工資也由前幾年的二三十元漲到了50元，但因為對技術要求更為細致，新寨村村民沒有一個人在上面打工。這個龐大的產業基地，不僅占據土地，還大量消耗著當地最重要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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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總是最難熬的季節。這是云南雨季和旱季的交接時段。從去年5月到10月儲藏下來的雨水，經過一個滴雨不下的冬天，已經消耗殆盡。農村的插秧季節又迫在眉睫。“再過半個月沒有雨，今年的春耕又是個大問題了。”刀文高對本刊記者說。山腳下，橙園和新寨村共用的水源棉花河已經接近干涸，露出嶙峋亂石。另一個硬寨山頭下，更寬闊的嘎灑江也顯出大半裸露的河灘地。2009年大旱時，果園投入60多萬元購置了抽水設備，將嘎灑江水引上350米高的山上，但用水形式仍然嚴峻。這兩天正是果園灌溉的時節，每戶果農承包的土地有兩天的灌溉時間。但農戶告訴本刊記者，因為水量不太充足，兩天時間的灌溉很難把果樹澆透。

　　張偉說，褚時健的話不多，但和幾個技術人員，他經常聊天，最近的話題就是天旱。水源一直是褚時健最重視的部分。園區的設置中，耗資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水利設施。在租下兩片山頭后，他考察發現兩片土地產出率低的主要原因就是缺水。因此公司投資138萬元，從哀牢山到基地架設2條引水管，總長18.6公里；在基地內，投資64萬元建設蓄水池6個、總容量達25萬立方米，投資60.9萬元安裝灌溉用各型輸水管道58.3公里，投資72萬元安裝微噴灌設施2400畝、鋪設微噴管道52萬米。每排橙子樹下都纏繞著一條黑色塑膠水管，管體上噴著細細的水流。張偉說，這片果園在當地最早使用噴灌方式，老的橙子基地華寧以前一直都用的是溝灌，后來才學褚時健的果園，使用更節水、利用率也更高的噴灌方式。

　　采訪中，很多人提到了褚時健在水資源問題上的預見性。“原來山上只有一根從棉花河里接來的引水管，他后來增加為三根。甚至山頂宅子前的水塘也擴大了一倍的面積，以做儲存水源用。”橙園在棉花河中的取水點位于邦邁——一個距離山腳約有十幾公里的村落，褚時健把引水管沿路大的魚塘都承包了下來，豐水季節，引水管總是先灌滿路邊的水塘。雖然每個水塘的水量有限，但“進入3月以后，云南的雨說來就來。儲存的水源能支撐一兩天，有時都能解決大問題”。鎮長刀文高對本刊記者說。

　　這些設施都是在基地初建時逐步完成的。當時看起來有些大動干戈，但到2009年云南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時，山腳下的老百姓都要出去抬水喝，農業大量減產，褚時健的橙園卻并沒有受到大的影響，還讓臨近村莊分享了他水利設施的好處。新寨村前村支書刀永云曾經因為枯水期的用水問題找過褚時健。“當時正是冰糖橙要用水的時候，村子里也要接通6公里的水，他們水不夠，我們群眾飲用水也不夠，沒法，政府解決不了。當時我找他，說我們老百姓這方面，雨沒下來之前，給我們用一下水。他說可以可以。對我們新寨發展的幫助是真的，我們非常感謝。”刀永云回憶說。

　　與周圍的村莊相比，褚時健和他的橙園是資本上的龐然大物。但和常見的以霸道的姿態進駐農村，進行掠奪式開采的資本相比，這是一個有善意的龐然大物。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因為土地歸屬問題而產生的危機。白文貴告訴本刊記者，當地村民對政府處理租金的方式不滿，甚至還想去山上鬧，但覺得褚時健還是不錯。“連續3年大旱，我們找果園基地幫忙出資30萬元，將村里原來2寸的水管換成4寸，他也同意了。他說話還是算話的，答應了肯定就會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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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擴張的事業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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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對外宣傳中，果園的董事長是老伴馬靜芬，褚時健只負責果園的生產管理。但在果園的實際經營中，他曾經在煙草行業的豐富經驗，仍然能派上用場。

　　張偉指著山坡上一片果林告訴本刊記者，山坡上的樹種有很多次變化。剛種下時，因為沒有打開銷路，為了減輕市場壓力，還種了一部分溫州蜜柑。這種作物的賣價約比冰糖橙便宜一半，成熟期也不同，可以錯開銷售高峰。但2008年南方雪災，褚時健看到了這個消息，召集技術人員開會時說，雪災肯定對湖南冰糖橙產量有很大影響，來年的市場要有大的變化。他決定將果園的5萬棵溫州蜜柑挖掉，全部改種冰糖橙。“當時基地的溫州蜜柑已經掛果了，還有六七個月就可以收，這個時候挖掉，相當于要舍棄價值200多萬元的果子。我們都說最好等蜜柑收完這一季再換品種，或者隔一株挖掉一棵，減少一點損失。褚時健回去琢磨了一下，還是堅持立刻把所有溫州蜜柑換種。但后來的市場情況證明他是對的。第二年，南方的冰糖橙確實減產很多，那一年我們多賺了1000萬元。”張偉對本刊記者回憶。

　　他依然雷厲風行，嚴謹守時。張偉記得，和褚時健相約去距離玉溪200公里外的一個柑橘基地考察，約好早上8點到，他到達的誤差從不會超過5分鐘。一位認識他多年的老朋友告訴本刊記者，他還在擔任煙廠老總時，有一次去昆明開會，他在重慶讀書的兒子想搭車回家。但到了約定時間還未來，褚時健也不等，就讓車直接回玉溪。

　　褚時健做企業的最早經歷是在“文革”時期，就在橙園山腳下的小鎮上，他擔任過嘎灑糖廠的廠長。褚時健如此描述這段歷史：“我這個廠長是戴罪之身，‘摘帽右派’。打個比方，‘右派帽子’掛墻上，檢查的人來了，就給我戴上；批斗我了，就戴著帽子走個過場。廠里有兩路造反派互相打，他們都不舍得往死里整我。整個云南的糖廠都虧損，我那個鎮辦小廠一年盈利30多萬元呢，別的廠100斤甘蔗能榨9斤糖，我們能榨12斤。我們還把別人榨過的廢料，要過來再榨一次。盡管設備簡陋，品質在當時算好的，像蠟一樣。”

　　當他在75歲時因保外就醫離開監獄，再次回到這里時，他依然是戴罪之身。律師馬軍說他的低調是不得已的低調，至今“陰影還在”。陰影一方面來自褚時健和家庭已經付出的沉重代價。他失去了女兒，在牢中患了糖尿病，嚴重的時候只有扶墻走，2001年保外就醫后，還因為頭眩暈昏迷過兩次，需要靠注射胰島素來對抗糖尿病的威脅。

　　陰影的另一方面則來自他的現實身份——他依然不適合出現在聚光燈下。除了2008年，在昆明經銷商以“不用下車，就坐在車上看看”為條件的力邀下，來到昆明。這是他唯一一次在玉溪以外公開亮相，此后再沒出現過在果園以外的公共場合。甚至煙業也成為他生活的禁區。當初掌控紅塔時，有相當多的人受過他的恩惠，如果他重入這個行業，將這些人脈資源變現，依然可以產出極大的經濟價值。很多煙草企業也看到了這一點。保外就醫后，國內外的煙草企業都來邀請他擔任顧問，他一一拒絕。

　　他希望把自己隱藏起來，但推進事業的腳步卻從未停止。基地的辦公室主任普元星告訴本刊記者，2006年時橙園總產量只有1000噸，2011年的產量達到8600噸，比上一年多了3000噸。但按照現有種植面積，果園的最高產量約為1萬噸——這滿足不了飛速發展的市場要求。去年新租賃下了400畝土地，種下了一批僅有半尺高的嫩綠果苗。2009年在接受采訪時，他曾經說自己雖然有心發展果汁加工的副業，但因為年事已高，只能放棄這個想法。但鎮長刀文高告訴本刊記者，去年一個3000萬元的果實初加工基地已經投產。基地的選果車間也要擴建，增加一臺機器。原來的規模，大卡車開不進去，要用小車拉到廠房外，再裝卸進大卡車，拖延了上市時間。隨著物流業的發達，冰糖橙也形成了一個越來越緊密的供應鏈。褚時健的冰糖橙上市一個月后，江西、湖南、廣東、廣西的橙子就蜂擁而上。“我們必須要增加入市速度。”張偉說。

　　褚時健的進取心永不停息，但果園的生長也蘊含著危險。土地已經越來越少。刀文高說，雖然這邊看起來地貌繁雜，但實際上大部分山地都已經利用起來了，甚至在海拔1200米以上的高山上，都已經為了發展經濟全種上了核桃苗。再要像褚時健當年那樣一下包下兩個山頭幾千畝地已經不可想象。“果園要想再擴張，只能靠和村民一對一地談判，但土地成本已經是當年的好幾倍。”

　　水源也越來越緊張。刀文高說，如果想在當地大規模擴張農業產業，就必須建水庫來增加儲水量。目前水塘鎮還沒有一個水庫。水庫投資動輒上億，當地財政無法負擔。而且因為屬于哀牢山生態區，攔腰切斷河流修建水庫也不被允許。而爭奪水源機構卻在增加。在果園新征400畝山地的同時，一座同樣要靠棉花河用水的電廠也建成。

　　最大的危險還是褚時健的永不停息的進取心。當他拒絕投資公司的上市邀請時，曾經談到過果園發展的隱患：“我84歲了，管不了幾年，以后交給我外孫女和她丈夫。說實話，他們管管銷售還行，但還沒掌握種植技術，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錢，只怕虧了股民。”但他的種橙事業的發展趨勢卻在超越他的身體極限。刀文高也驚訝于“一個84歲的老人，還在不斷擴大版圖和規模”。這個場景似曾相識。當他還是煙業領袖時，國家有一個專門管進出口的領導人，有一次碰見他說：“老弟，你原來說利稅搞到50個億算了，你現在搞到200億還在不斷地搞嘛。”褚時健說，干起來就是欲罷不能，身不由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