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時健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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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玉溪前往嘎灑鎮的新公路被一根路障生生攔住。兩個月前，下雨導致地基塌方，至今禁止通行。我們的汽車不得已另擇土路進山。路的一邊是山崖，樹木蔥郁，山下偶爾能看到成片的甘蔗田、零星的香蕉樹和小塊的梯田。在日光下，蓄著水的梯田折射出忽明忽暗的光澤。此間風景不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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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云南哀牢山脈的一段，上世紀的“煙王”褚時健這些年就在這大山深處埋首創辦屬于自己的實業。這一次，他沒有制煙，而是種橙。制煙曾經讓褚時健的事業如日中天，但并沒有給他帶來財富;而種橙，卻讓85歲的他成了億萬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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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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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乘坐的汽車如舟行波上，起起伏伏，恰如我的思緒——如果不是1999年的那場“世紀審判”，這位王石最崇敬的企業界大佬，現在一定是在某處頤養天年，而不會以如此高齡還在玉溪市和山中果園間兩頭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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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褚時健出任玉溪卷煙廠廠長。此后的18年的時間里，褚時健帶領團隊將這個陷入虧損的小煙廠打造成亞洲最大的煙廠，為國家創造利稅991億元。在他最得意的時候，求他寫條子批煙的人絡繹不絕，在退休前，由于“經濟問題”褚時健被判無期徒刑，此前，女兒在獄中自殺，那時他已經71歲了。當時，作為云南紅塔集團的一把手，褚時健的工資水平僅相當于煙廠一個普通工人的工資，18年的工資收入總共不過60多萬元。“富廟里的窮方丈”身陷囹圄，在當時成為一件讓人矚目的大事。譏諷者有之，嘆息者有之，而為之抱不平者亦不乏其人。幾年后，褚時健因為罹患糖尿病，于2002年得以保外就醫，從此在哀牢山中種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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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中轉了一個多小時，我們終于到嘎灑鎮。這是一個以傣族為主要居民的小鎮，一條小河將小鎮剖成兩半。由于是冬天，一節一節階梯狀的河床裸露出來。當地人對橋上的我們說，這不算是河，在雨季，山洪暴發的時候，用來泄洪用的，如果沒有這個，腰街早就被泥石流沖走了。山里的農民遇到泥石流就比較麻煩，有的人連房舍都被毀掉了。不過，帶著一雙手跑到山里種橙子，日子又變得好過了。“是給褚時健種橙子嗎?”我們問，當地人點點頭：“褚時健提供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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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嘎灑匆匆飽餐一頓后，又在山里走了近半個小時，車終于駛入了一個布滿橙樹的山頭，空氣飄著淡淡肥料的臭味，經過了一座廠房建筑后，車停在一幢黃色的二層小樓前，這是褚時健的家，也是他在山中的辦公場所。門前蹲著兩尊石獅，幾只公雞在石獅腳下走來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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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著米灰色套頭衫、外面罩一件黑色馬甲的褚時健緩緩走向我們，笑著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招呼我們吃橙子。“褚橙”的確口感非凡，我們一行人都認為這是自己吃過的最好吃的橙子。一張矮桌，四條長凳，褚時健坐在桌邊，吸著玉溪煙，操著濃重的玉溪方言，一開口便說：“我們的橙子分成三個等級，特級品10塊錢一公斤出貨，市場上賣10多塊一斤，供不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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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問：“當初為什么想起來承包果園呢?”褚時健低下頭，想了想說：“心里不平衡，現在的國企老總一年收入幾百萬、上千萬，我也不想晚年過得太窮困。另外，我70多歲出監獄，總得找點事做，讓生活充實點。”這句話，在一個小時后，他又重復了一遍。說話時，褚時健的臉上掛著一絲淡淡的微笑，眼睛則少有笑意。這絲微笑，就那樣不深不淺地掛著，像是劫波之后面對外界的某種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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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著桌上的橙子，褚時健有些得意，跟我們歷數起這些年如何一年解決一個問題，改良了土壤結構，發明了獨特的混合農家肥，解決了灌溉問題、病蟲害問題、口感，等等。市場反映，“褚橙”的口感已經不在進口的美國新奇士之下，甚至比口感略酸的進口橙更迎合中國人的口味。今年他要讓橙子的色澤更鮮艷、手感更平滑。9年辛勞，2400畝從湖南引入的普通橙樹在哀牢山中脫胎換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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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這是“微笑曲線”的一端——研發，褚時健點頭表示同意。“另一端是市場吧，那個不用操心，把品質做好最重要，市場會求著你的。剛種橙子的時候，不懂技術，出了很多問題，像第一個收獲期，那么多樹才收了14噸，那倒是讓我睡不著覺的。”褚時健做香煙的時候，技術上也是零基礎，從頭摸索跟技術員反復討論，一點一點解決問題，種橙子亦如是，單肥料的配比就反復試驗了無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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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倒沒有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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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知道會有今天這樣結果，能種出這樣的橙子?你想過失敗嗎?”問這句話的時候，我的腦子里閃過一件事：褚時健年輕的時候，在邊縱打過8年游擊，在一次戰斗中，由于敵人火力太猛，上面命令撤退。褚時健不聽，孤身一人在戰場上尋覓一個多小時，找到了他二哥陣亡后的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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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讓褚時健很自然地聯想到了當年做煙的經歷，他語速緩慢：“失敗倒沒有想過，像我當時在煙廠的時候，我向省里提出貸款2300萬美元，引進世界最先進的卷煙生產設備。有人說如果效益搞不好，還不上錢，說不定就要去坐牢了。那時，昆明卷煙廠對這個項目也有興趣，但后來就不敢了。我想，香煙的品質和效率提高了，一年就能還上錢。后來就是這樣的。我對風險也是有評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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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煙盒里抽出一支煙點上，褚時健的話題又回到了橙子：“農民太弱小了，他們是無力承擔風險的。現在園子里的兩口之家，他們只要出兩雙手，房子、肥料、樹苗都是我出，按照公司的要求做，一年收入差不多有6萬塊左右。他們還可以自己養上幾十只土雞，幾頭豬。以前他們的年收入也就幾千塊錢，現在日子好過了，孩子上大學，學費也掏得出。技術員年薪10多萬，不比做公務員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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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時健抽煙頻率很高，半個小時就抽掉了4支，不過每次都不抽完就掐滅了。他滅了煙又說：“農民其實也不好管理，他們才不管你是不是褚時健。比如說，要想橙子品質高，必須先前就摘除一部分果實，農民舍不得;樹長大了，空間不夠，相互爭奪陽光和養料，必須砍掉三分之一的樹，農民也舍不得。不過，我們收果實有嚴格的質量標準，按照公司要求做的，收入明顯提高，其他人也就跟著學了，他們想，憑什么你的果子比我質量好，產量比我大，收入比我高。以前做煙的時候，也是這樣的，我從煙田抓起，給農民種子、化肥，指導農民怎樣種出一流的煙葉，高價購買煙葉。沒有世界一流的煙葉，就做不出品質一流的香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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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人際關系，我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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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時健做企業的最早經歷是在“文革”時期，他曾經擔任過嘎灑糖廠的廠長。談起這段歷史，褚時健臉上的笑紋深了一些，像在說一個笑話：“我這個廠長是戴罪之身，‘摘帽右派’，打個比方，‘右派帽子’掛墻上，檢查的人來了，就給我戴上，批斗我了，就戴著帽子走個過場。廠里有兩路造反派互相打，他們都不舍得往死里整我。整個云南的糖廠都虧損，我那個鎮辦小廠一年盈利30多萬呢，別的廠100斤甘蔗能榨9斤糖，我們能榨12斤。我們還把別人榨過的廢料，要過來再榨一次。盡管設備簡陋，品質在當時算好的，像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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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為何成為右派這個問題，褚時健凝想了片刻，點上一支煙，悠悠地說：“1955年，我27歲時擔任玉溪地區行署人事科長。我的上級常常暗示我替他做點違反原則、對個人有利的事，我聽不懂。他說小褚你不懂事。反右的時候，我負責給一部分人定性，那時候反右是有指標的。我想不通，那些我熟悉的人怎么可能是右派呢?指標越來越高，我工作越來越差，‘對右派手軟的人肯定是右派’，1959年，我就成右派了，就去農場改造了。很多縣級干部和我關在一起，他們想不開，整天唉聲嘆氣。我說，有什么呀。這一年，我3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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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村的日子，盡管全家生計艱難，和坐機關相比，褚時健反而覺得輕松了很多。他說：“我是個不愛求人的人，搞人際關系，我不行，覺得心煩。”1979年，褚時健在嘎灑鎮上看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文件，他心想:“一切該結束了。我是搞經濟、搞技術的，我們這些人又有用武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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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做糖，到做煙，再到做橙，褚時健都可以說是一個技術至上型管理者。三次做企業都很成功，這使他只認這個理。“真有拳頭產品，市場就不是問題，”褚時健說，“海爾，把攤子鋪那么大，還要進軍國外市場，張瑞敏會很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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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技術”的褚時健其實很懂得“分甘同苦”的道理，這個詞的本義是同甘共苦，做另一番解釋也別有意味。他率先在玉溪煙廠工人中實行計件工資，有賞有罰，極大提高了效率，工人的工資有時甚至超過管理層，并曾經發生過多次工人翻墻進廠加班的事情。分配與激勵是褚時健管理企業的一大利器，做煙種橙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種煙最紅火的時候，作為煙廠的廠長，他覺得自己和其他高管也應該被激勵一下。他的這次率先嘗試卻把自己推向了一個巨大的漩渦，深陷鐵窗，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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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那么多事后，你如何看待朋友?”聽了這話，褚時健猛吸了一口煙說：“我在牢里的時候，心想我70多歲了，以后能不能活著出去，出去以后又靠什么生活?后來，我弟弟來看我，帶了他種的橙子，我吃了一口，心想，味道還可以啊，要是能出去就種橙子吧。后來，得了病，身體狀況很差，再不出去看病，估計就死在里面了。出來后，就想找點事做，消磨時光。處理我的案子時，他們給我留了120萬塊錢。聽說我要種橙子，幾個有錢的朋友每人借給我幾百萬，加起來一共1000來萬，他們說，就是給你玩玩，玩沒了也沒關系，反正我們也用不著。到2009年，這些債務都還清了，還錢的時候，他們又不肯要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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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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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褚時健的果園利潤超過了3000萬元，固定資產超過8000萬元。不過，這些年的贏利，不是用于還債，就是變成水利建設等固定資產投入，最近褚時健又租了400畝山地，樹剛種下，掛果還需要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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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一家很有實力的投資公司專程托人詢問褚時健對上市有無興趣，這家公司看好褚時健橙子的口碑和贏利能力，有意運作“褚橙”登陸股市。褚時健聽了，連連擺手。“沒的這個心腸跟他們玩。再說，投資公司都要在上市后拿走股民一筆錢的。我85歲了，管不了幾年，以后交給我外孫女和她丈夫。說實話，他們管管銷售還行，但還沒掌握種植技術，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錢，但虧了股民。我怕別人背后指指戳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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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時健隨即和我們討論起股市：“你們覺得中國股市正常嗎?一只做酒的股票從兩塊錢坐飛機一樣地漲到90多塊。”隨后，他做了一個墜落的手勢，接著說：“央企不是很賺錢嗎?它們給股民分過紅嗎?”他用很慢的語速笑著說：“我不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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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2年保外就醫到現在也快10年了，中國的商業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互聯網公司現在發展很快，你在山中是否留意過?”問題很長，回答很短，他說：“我玩不了概念。”停頓片刻，他接著說：“現在國企太厲害了，反正總能賺到錢，反正花的也都是國家的錢。有的一把手，既不懂生產，也不懂市場，照樣一年收入幾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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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有人恭維他以前是“煙王”，現在是“橙王”，褚時健并未反對這種說法。又有人說起王石撰文向他致敬，他愣了一下，“王石就站在那里”，褚時健指了門口說：“他來過兩次，我們站著，每次都說兩個多小時的話。他事業做得不錯，是個有追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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