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蘇北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員表示，一些地方領導總想留下點政績，手筆小的一般修個標志性建筑或幾條寬闊的馬路，手筆大的就會想著再造一座新城。
　　這名官員表示，在“造城”過程中，現任的城市管理者無疑受益很大，能夠經手幾十億元甚至幾百億元的大項目，不但能充分享受權力帶來的好處，還會因面子工程獲取政績，得到提拔。至于財政赤字、民生欠賬，都可以留給后任，自己往往不用負多少責任。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孫施文表示，一些政府進行城市建設的目的往往是為了提升地方形象，以提高地方知名度，從而吸引外面的客商或旅游者，卻很少考慮當地百姓究竟能否從城市建設中獲益。在這樣的政績觀指導下，一些地方政府熱衷于造新城，操作起來相對容易，而且也好展現。
　　“馬路越來越寬，樓越修越高，但我們卻沒有得到什么實惠。”安徽省太和縣的一名村民告訴記者。
　　采訪中，一名國土部門的干部毫不隱諱地告訴記者，當前不少地方政府十分樂于規劃修編，這種修編不是沖著當地經濟發展的規律來的，而是為了求短期政績和形象，貪大求全。往往規劃要一步到位，這使得規劃標準過高，當期建設嚴重脫離了實際需求。“不說別的，就說現在各地在規劃中對城市面積和人口的預期，遠遠超過了正常的城市化率。有人把目前縣級規劃承載的人口數加起來已遠遠超過了我國總人口”。
　　一個縣級市的市委書記曾經表示，建新城就是要“20年站前列，50年不落后，100年不遺憾”。

造城后才有更多的土地資源支配
　　在江西、安徽、蘇北等一些相對欠發達地區，由于當地大都是“吃飯財政”，因此地方政府要想增加可用資金，最好的辦法莫過于賣地。造一座新城顯然是賣地的最好辦法。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楊保軍說，可以肯定的是，地方政府從經營土地中能收獲良多。地方政府一旦嘗到甜頭，就會樂此不疲，但后果往往是土地價格越來越高，房價越來越貴，普通百姓非但難以享受到城市化所帶來的好處，相反還要為水漲船高的房價付出更多代價。
　　孫施文則表示，一些地方政府在經營土地時也會算上一筆賬，如果在老城內部進行拆遷，不但成本高而且容易引發矛盾，但在城市外圍的農村，無論是拆遷農房還是征收農田，成本要小很多。因此，最劃算的經營土地的方式就是再造新城，這不但能迅速提升城市形象，同時也能獲得效益的最大化。
　　不少中西部地區的基層干部在與記者交談時表示，東部地區當初抓住了政策機遇，獲得了發展機會，而現在國家收緊了土地“閘門”，中西部地區發展壓力很大。事實上，地不夠用已成為當前中西部不少地方發展中最頭疼的難題。在這種情況下，不少基層政府通過規劃，先把城市框架拉大，將大量的土地先儲備到手，從而為以后發展用地預留空間。
　　在安徽某地，當地干部開玩笑地說，該地的城市不是建出來的，而是拆出來的。通過拆遷和征地，這個地方的城市面積比過去擴大了近一倍。這些新增加的土地除了部分劃撥用于公共設施建設外，不少都賣給了開發商搞房產項目，政府的土地財政收入也因此大大增加。
　　專家表示，“造城運動”的沖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官員可以支配更多的土地資源，而這往往容易滋生腐敗。

跟風攀比帶來巨大浪費
　　許多地方再造“新城”的出發點往往是好的，既為了城市更好地發展，也為了給市民營造更好的生活環境，但在實施過程中，卻往往缺乏科學規劃，最終不但未能給百姓帶來實惠，相反卻背上了沉重的財政包袱。
在一些地方，40多米寬的馬路、占地數百畝的市民廣場、建得光鮮亮麗的博物館和體育館，以往只有在大城市才能看到的基礎設施和建筑，如今卻在一些縣城安家落戶。對此，楊保軍認為，一些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設時并不根據自身實際因地制宜，卻喜歡跟風攀比，看到其他大城市的基礎設施后，總想學習模仿一下，造出了許多所謂的“超前”建筑，出發點可能是好的，但結果卻適得其反。
　　據統計，目前全國有655個城市提出要“走向世界”，還有183個城市要建“國際大都市”。
　　“筑巢引鳳”是很多地方政府建設新城的動機。很多地方政府的領導向記者大倒苦水：“我們這里經濟條件差，為了能吸引更多的外地客商，只能在硬件上做文章了。”對于這種現象，孫施文表示，事實上，這只是一些地方政府的一廂情愿，真正的客商并不僅是沖著地方的硬件設施去的，更何況一個城市發展的真正動力應該是百姓的需求，如果這個城市的百姓不能從新城建設中獲益，那么建再多光鮮亮麗的建筑和基礎設施也是白搭。
............................................ （據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