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城】
   “萬山深處古庸城，文物衣冠漸得名......”
   ——清同治·丁啟性《永定竹枝詞》
一、把戰城筑在土家人大門口
　　茫茫澧水平原，乃膏腴富庶之地，自古為土蠻開墾生息的家園。自漢以來，歷朝歷代爭奪征戰，年年不息。攻城略地，占田奪土，強者為王，敗者為寇，搬演了幾多壯劇。至明初，土蠻已基本逐出平原，趕進溪峒峽谷，明軍鐵蹄甚至深入永順羊峰山，本境大大庸所、茅寨子、九溪等地，從此土漢劃疆為界，并正式推行軍事衛、所制。
　　洪武三年(1370)剛設一年的羊衛(后改為崇山衛)，因“孤懸苗地，轉運維艱”，又常遭苗民襲擾，孤城難保。朱元璋打納指揮使黃常建議，決定將其遷往大庸地(一說在今大庸所，筆者以為在大庸溪古充城。前章已述)，改名大庸衛。說來好笑，撤兵時，害怕苗民追殺，就“設羊蹄擂鼓，餓馬搖鈴之計以去”。(《永綏直隸廳志》卷一)
　　洪武四年(1371)，因征覃垕之戰進入白熱階段，原充城憶殘破不堪，又處茅崗司東南之門戶，不利守城，故下令遷址，重建衛城。而建城重任，又落在頗有建城經驗的常德衛指揮張勝肩上。張將軍領命之后，即清青鳥術士，采用古代周公“卜洛相宅之法，所謂日影、磁針，辯方正位，嘗水驗土，卜驗基址。先后在車渚崗、古人堤、白羊山(今市內普光寺)、官黎坪、西溪坪等地采土取水品驗過秤，結果白羊山土質水質均勝于其他，遂定址于此。又“象法天地，經緯陰陽”，察明水脈(地勢走向)，發現鎮山(福德山，即今子午臺)——宮穴(白羊山)——朝案山(左有回龍山為“青龍”，右有臥虎山為“白虎”)——水脈(前有澧水、左右有東西三溪)等建筑城風水格局完整無缺，便隨之確定以福德山頂子午線為中軸線，面對天門山，形成城市“脊梁”，城市就安置在福德山麓、澧水之陽的懷抱中。又按“匠人營國(即建城0，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注：一夫，百步)”(《周禮·考工記》)的舊制，城墻“周二千一十丈有奇，約九里百二十步，高二丈四尺”，雉堞“一千六百五十，高四尺”，“窩鋪”(兵房)“六十有二”。城墻外圍，挖掘了“周六百三十六丈、深一丈五尺、闊二丈八尺”的護城河；又設東門曰朝陽，南門日朝天、西門日鎮彝、北門日拱極四座箭樓城門。后來又增修了個土門。同時，對城內街道、功能布局等，進行規劃定制，大體以貫穿南北的中軸線及東西線十字為界，東部為宗教祭祀區，即“左祖”；西部為軍事行政區，即“右社”；沿澧水岸則設碼頭、開商埠、辟驛館；而民居則隨商賈、軍家、政要人物屬地而筑，土民中鮮有準入的。同時，又在土司邊界要塞設前、后、左、右、中及大庸所六所，與未來的九溪衛城(洪武二十三年建)及若干衛、所、關、屯等，一道構成屯戍相連、此呼彼應、南北綿延千里的大武陵軍事控制網絡。
據載，大庸衛城常年駐軍5600人，九溪衛城駐軍5000人。
   考中國諸多歷史古城，多數是因了水陸交通人流物流及地方特產而先興商貿之“市”后才漸次發發展為“城”的。而這座誕生于七年寨之戰的刀光劍影和廝殺聲中的西楚邊城——大庸衛城及九溪衛城，則完全是為了控制湘鄂川黔土家族土司而構筑的戰城。
這是一座充滿殺機的戰城，就像一把利劍，穩穩地插在土家人大門口。
二、詩畫“小南京”
   在那個多事之秋，在相距僅百里之遙的澧溇二水的崇巒大谷中，一下冒出兩座戰城，一如土蠻邊界突然長了兩虎視眈眈的“眼睛”或說站了兩個持槍了哨的“巨人”創造這一奇跡，只有一個目標：為了戰爭，更為了和平。
   “永定的城，九溪的兵”，一句流傳六百多年的俗話。是說永定衛城建得漂亮，如鐵打營盤；九溪衛城的守兵很能打仗。據說，直到清未民初，九溪的兵家后裔還享受“吃國家糧”的待遇哩!
   惟其這種特殊使命，就注定了它們未來將經受太多太多的滄桑與風雨、故事與傳奇。
(一) 佛音
　　永樂十一年(1413)，一位叫雍簡的都指揮使司走馬上任永定衛城，發現在城墻高壘的城中心，居然還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一片不見天日的原始森林，難怪傳說永定衛城(注：洪武二十三年，改大庸衛為永定衛)城在林中，林在城中。說也怪，恰在此時，見一群小白羊悠然而過，雍簡如走火入魔，竟騎馬跟著羊兒們進入森林，登上那座山包。忽然間，他發現“一羊化白石，余羊入土中”，即令人“掘之，獲金數甕”。(見清道光《永定縣志》)這不是怪事么!此刻，他仿佛聽到一種莊嚴肅穆的聲音，自西天悠悠傳來，在林中徘徊復徘徊。雍將軍震顫了，那天籟不就是佛音么!
　　雍將軍得到啟示，不敢獨吞天外橫財，遂下令以此金就地酋基立廟，并將此山包命名“白羊山”。
　　相傳，建寺時，各路木匠暗中比試，他們就地伐木，刀快者，凡通圓筆直之古木悉數砍光，獨剩一些七彎八拐之樹留給一位向姓土家木匠。但此人不露聲色，也就地取材，造了一棟全為彎柱、彎梁、彎枋的二佛殿，成了中國佛寺建筑之奇觀。寺成之后，雍將軍將修廟經過上奏朝廷，明成祖朱棣大為感動，即“敕名普光寺”。
　　值得張家界人自豪的是：我們的普光禪寺始建于明永樂十一年(1413)，竣工于十三年(1415)，而北京故宮竣工于十八年(1420)，比普光寺晚7年。后來一些人就稱普光寺為江南“小故宮”。
　　值得一提的是，這位朱棣還真是位很有作為的君主，他研究了先皇廢除土司所帶來的不穩定因素，便來個反其道而行之；恢復民族自治的土司政權，并將有關管理策略以法規形式固定下來，這就是迎來大明盛世的“永樂定制”。
　　普光寺建成后，衛城面貌為之一新。除都司署、游擊署、典史署之外，城內又興建了真武堂、前分司、后分司、文廟、關帝廟、城隍廟等頗成規模的建筑。又在城郊建立壇、校場、社稷壇、水府廟、觀音橋、金蝦(沙)洲(河中島，今已沖毀)花園等。由于“定制”，“蠻不出境，漢不入峒”的禁令，漸被打破。特別是嘉靖年間的土司抗倭，把澧水航道一下打通了，處在萌芽狀態的商貿業迅速成長，衛城河段帆影如梭，河碼頭、吊行各業都應運而生。而文廟之興建，孔子牌位正式在土蠻地區落戶，于是掀起了本境第多是境外流官，如陳贄詩《蠻中》，柴皋詩《天門山唱和》，孫斯億詩《歡兜冢》、《永定道中》，夏子云詩《百丈峽》，胡桂芳詩《百丈峽》。張采詩《歡兜冢》等。本境推有土家人彭倫(明成化年間任衛指揮使)的《天門山》等等。這些“移民文化”，加上裊裊佛音，使這片“蠻荒不開”的土地現出了中世紀文明的曙光。而尤為可貴的是夏子云、胡桂芳同時發現并鼎力推介世外桃源——當今的世界自然遺產武陵源，算是慧眼識珠了。
(二)“小南京”詠嘆調-
  
   清代同治三年(1864)，曾在南京為官的安徽潛山縣人王日修不知何故被派往永定縣當了七品縣令。陪送赴任的幾位親友原以為是虎狼荒野地，卻不料是如此大美至美，尤那斗大小城，竟然酷似南京風水。王縣令主政三載，。“睹其山水人物”，認為“亦似無愧此名”，便詩興大發，“將兩地俗情牽合詮次”，一氣作了30首《小南京詞》，給這座小城予以定位，“庶使小南京之稱，不成讕語云爾”：
   湘江處處楚歌聲，
   此地偏繞白下情(注：唐時南京更名白下)
   制得吳謳夜吹笛，
   果然身在小南京!
   如果論古人對張家界的貢獻，夏子云、胡桂芳固然可作人選，但真正產生深遠影響的應推王日修。
   清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皇帝“改土歸流”偉大戰略獲得成功，為乾嘉盛世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礎和國務基礎。撤衛置縣后，作為封殺土家人的戰城性質完全改變，成了土漢各族人民共同的樂園。人為的藩籬拆除了，土苗白漢各族終于跨過了千百年的鴻溝，達成一統。歷經滄桑的衛城僅明代大修過六次。自康熙起，至咸豐年間，歷屆知縣又先后四次進行修葺。又在城內先后增修了書院、考棚、文昌祠、八方閣、石牌坊群等；城外修建了回龍觀、城外修建了回龍觀、先農壇、東岳宮、白              龍庵、盤山廟、帝閣廟、崇文塔、白骨塔及玉皇洞石窟等。嘉慶至同治年間，城市規模已從內城發展到外城。南門外船連數里，桅帆如林。沿江吊腳樓，西起白襲庵，東抵紅壁巖，石板街長達10余華里。抗戰時期，這條街道還保留8華里規模。（見《永定文史資料》第十一輯）王日修為這座邊城擁有如此繁華鬧市興奮不已民，嘆詩道：
　　平街十里暮煙涵，曲巷通門細細參。
　　一路紅燈人賣酒，歌隱約似江南。
　　一位自稱“阿儂生長大庸城”的土家詩人湯立賢也為古庸城這十里“花街”大唱贊歌：“十里看花過　　橋，香糖賣處快吹簫。”按他指點的，十里沿河街，東方已到了　　　橋——即獨子巖古碼頭。其實。稍早于湯還有個詩人戴堯典也有“隔溪隱隱酒旗招，十里官程按　　橋”名。　　橋，即清代永定八景之一的“　橋煙橋樹”。獨子巖　　橋古渡，曾古代官人登岸入城的起點站。道貢生羅光典有“煙村　　屋似魚鱗”詩，與戴公“隔溪隱隱酒旗招”，互為幫襯，說明當年　　橋一帶街道的繁華。若照此說，那就是15華里的概念了。想想看，　是一條多么壯觀的吊腳樓石板街啊！
　　古庸城，這明初衛城緣何一路風光，終于發跡成了西　　“小南京”，史家對其背景曾有過片斷記載：“縣茅崗舊產生鐵，自仙仙槎河達縣城，為廠四十有八，貿販者多江南巨商，故邑有小南京之稱。”（同治《續修永定縣志》）又載：“永通草（按：即中藥之木通不甚蕃茲因大庸所河水磨刀開片最佳，名省巨商皆遠自川貴，販至賃居制作，然后散運他處。乾嘉之際，市廛輻輳，利居民。”（引文同上）光緒《永定縣鄉土志》也載：“青巖山（按：今武陵源）等地，向俱產鐵，遠處客商出資收采，甚有利益。”由于土著門戶敞開，礦產資源、農副土產，取之不絕，應有盡有，因而對山外巨商有很大吸引力。省內之保慶幫、岳陽幫、江西幫、漢口幫、廣東幫等紛紛在此建會館，建商鋪，設貨棧，“邑城正街多列廛肆，城外西便河、東河街，長五里，懋遷約數千戶……貨皆自蘇杭閩，羅綺錦帛并各項精致之物，無不一俱。本境所”產若粟豆油紙煙葉锨鐵藥材，亦往往泛舟運販他處，列肆起自新正，終年不罷。“（道光《永定縣志》）
本土詩人羅光普對一市井現象有獨到句子傳世：
城南一帶并河房，曉起人家帽盡張。
二月新絲五月谷，風帆不斷往來商。
“小南京”的產生，為本境第二次文化復興提供了一片豐饒的土壤。而由商旅文化其涉及面之廣、創作成就之高，已成了本土主流文化。
（三）亂世避風港

　　抗戰時期，正是國難深重之際，古庸城卻安一隅，成了省會大后方。長沙待地許多機關、學校、潰退下來的軍隊及淪陷區的難民等，紛紛涌進大庸避難。小小庸城，最多流動人口達到3－5萬余人。由于岳陽、武漢、上海淪陷，長江交通線困死，本境商業流轉向，由往日的下津市轉至陸運湖北來鳳。廢用已信的六百里“湘鄂古道”再次承擔起古老土司境內的運輸重任。由于海鹽中斷，由來鳳轉運至大庸的云陽鹽、川和巴鹽，幾乎供應大半個湘西。津市、澧縣一帶的棉花則作為軍需物資于大庸集中，再轉至來鳳來發往重慶，供國軍制衣之需。“盤不空的大庸，塞不滿的來鳳”，正是當年的寫照。
　　1940年，長沙、津市淪陷，50余戶巨商到大庸避難，上千戶小商亦借庸城為其卵翼。岳陽著名戲班“岳舞臺”，滯留大庸三年，藝術家們強忍城破家毀之痛，用高超的演技為移民們帶來了精神撫慰。長沙淪陷后，布匹不能輸入，大庸的土布成為緊俏貨，從而推動大庸土紡、土織業的興起。
　　商業方賂流轉，對大批貧苦農民無疑是一種福音，由這批弱勢群體組成的近4000人的龐大扁擔幫、背籠幫。馬幫。騾子幫等，往返于崇山峻嶺間，給大山、給市進畫上了一幅悲壯商旅圖。運輸業的興起，帶來了旅游業的繁榮，大城伙輔、旅館多達百余家，每到黃昏落日，小鳥歸巢，商幫歸店，有時同期到達者達千人之多，一時滿城人喊馬嘶，，執鬧非凡。
　　1943年，日寇自常德打進慈得，大庸告急，國軍紛紛移防大庸，難民們更是如汛潮般洶涌而來，庸城擠爆，人滿為患周邊鄉村亦成鬧市。人流物的高度集中，猛烈地刺激小城商貿經濟膨脹。花行（棉花）、同行、鹽業、洋油行、綢布、百貨、南雜、國藥、書紙、、瓷鍋、屠宰、鞭炮、餅面、陸程（糧食）、飲食、木柴、豆腐、首飾、針織、攤販、土豪(鴉片)、舊貨、醬園、手工作坊、內字號（行商批發）等行業無所不有。抗戰那幾年，小小庸城出版了4種報紙，一批譏日文學作品不斷問世，一批重量級文化人如庹悲亞、覃鯉庭、陳仲雄、陳振倫（馬齡）等，寫出少抗戰作品。本境第三次人文化浪潮。后來，人們普遍這樣認為：大庸是亂世避風港，是戰時“小南京”——也有人方說，應該稱戰時“小重慶”，因為南京被小日本打破了。日本鬼子一看到那個潭口，就想到當年他們的老祖宗敗在土司兵手那一幕，就嚇得打槍不要，悄悄地撤走了。
　　不過，日本鬼子沒敢打六百年古城，其實早被自己打破了。1930年3月5日，先是湘西剿匪指揮劉翼經為進攻周朝武部，命令田應棠部用棺材裝火藥把南門城墻炸垮60余米寬；同年6月，縣軍政當局認為縣城屢遭兵劫，皆因城墻堅固，不易攻克，致使軍民兩傷，于是下令拆城可憐先人苦心經營了560余年古庸城，就一個月，便被拆得七零八落。20世紀50年初，當地領導再次下令拆城，致使最后幾堵城墻、最后兩座城門樓轟然崩塌。“小南京”的記憶標示物蕩然無存，后人只能從那一支支如畫如詩的竹枝詞中聆聽遙遠遙遠的天籟。
　　惜哉！一如人的軀殼不存，何能稱為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