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工鐘光偉罹患二期塵肺病，向礦主索賠，法院判令礦主賠償鐘光偉49萬余元，但礦主不愿履行判決。三年維權未果的鐘光偉還是妥協了，在法院調解下同意接受27萬元的賠償（10月31日《京華時報》）。

去年7月河南新密市農民張海超“開胸驗肺”，驗出了一系列“制度塵肺”，社會由此反思農民工維權程序漫長復雜、維權成本高、工傷得不到及時治療等諸多問題，但是，張海超的悲壯行為，仿佛并沒有推動相關制度革新，幾乎相同的厄運降臨到了鐘光偉身上。
鐘光偉被大同衛生檢驗檢測中心拒絕進行體檢，理由是“須有單位勞動關系證明”；大同南郊區勞動局裁定鐘光偉和煤礦不存在勞動關系，理由是他不認識礦長。如此這些，簡直是在復制“張海超”。
去年8月，當鐘光偉到大同南郊區勞動局申請工傷賠償不予受理的時候，整個社會關于張海超“開胸驗肺”的反思正在進行中。在抨擊制度惰性的同時，不得不憤懣于有關行政權力觀念上更深層的“惰性”———到底還需要多少個悲愴案例，才能讓公權力警醒，不再以一紙飽受批判的制度推三擋四，進而為農民工維權做一些現實努力？
好在，與一例例塵肺患者訴求無門相比，鐘光偉或許是幸運的，法院認定了他的事實勞動關系，并且判令礦主賠償49萬元。但鐘光偉又是不幸的，他看到了法律在資本面前無奈的一幕，49萬元從判決書上落到現實，將近一半“縮水蒸發”。生命的尊嚴面前，法院調解相較于法院強制執行，顯得那么輕飄與不嚴肅。
翻看《民事訴訟法》，查詢、凍結、劃撥被執行人的存款；查封、扣押、凍結、拍賣、變賣被執行人應當履行義務部分的財產等，都是法院強制執行的權力。但是在此案中，被執行人卻可以在法院內與當事人討價還價。資本無良，不能給底層農民工以尊嚴的勞動；制度陳舊，不能給底層農民工以維權的通道，那么底層群體的尊嚴，只能靠法律來賦予，這本身就是一個沉重的現實，當法律依然不能保證底層群體權益的尊嚴，這個難堪之重就不僅僅屬于個體。
與其說鐘光偉最終妥協了，莫若說是法律最終妥協了。當法律原本剛性的底線后移，憤怒的不只是鐘光偉，嘯聚于網絡上的洶洶民意聚沙成塔。一個判例沒有完成一次普法教育，相反卻讓公眾對法律產生猜忌與質疑，那么無異于從源頭上戕害社會公義。所以，每降一分錢，之于鐘光偉是在用生命抵換，而之于整個社會，或許就是在用公義抵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