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洋了，特色沒了
　　時下，每個城市都在打造自己的“城市名片”，而每張“名片”都似曾相識。
　　記者在一些地方采訪時，當地展示“城市名片”的方式幾乎千篇一律——一輛車把參觀者拉到新開發的近郊新城區，新城往往整潔優美，豪華辦公樓、會展中心、主題廣場、體育館、圖書館、規劃館、亮化美化工程，甚至高爾夫球場、度假村等，一個都不少。
　　“在城市化過程中，建設新城、改善城市面貌無可厚非，但如果把城市化簡單地理解為蓋房子、建廣場，片面追求華麗的外表，就會帶來很多弊端。”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徐宗威說。
　　城市形象過度求新、求大、求洋，一些地方就大拆大建。在推土機的轟鳴中，許多并未達到使用壽命的建筑紛紛倒地，代之以更為壯觀的摩天大樓和廣場。這樣大拆大建不僅造成巨大的浪費，還時常發生野蠻拆遷、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情。
　　大型公共建筑往往投資大、土地資源利用率低、建筑能耗高，成為資金、土地、能耗的黑洞。一些城市不顧自身經濟承受能力，急于建設華而不實的新城，加劇地方政府高負債的狀況，進而加劇了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形成了惡性循環。
　　片面追求城市形象光鮮還會帶來城市面貌單一化。“低頭是鋪裝，平視見噴泉，仰臉看雕塑，臺階加旗桿，中軸對稱式，終點是政府”。這句順口溜是老百姓對城市廣場千篇一律樣式的幽默描述。在許多城市，政府機關辦公場所對面通常是一片大廣場，廣場四周座落著博物館、會展中心、圖書館等建筑。而在這些同質化建筑拔地而起的背后，是一大批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舊建筑紛紛被拆，城市原有歷史風貌被破壞。

.檔次高了，生活難了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如今，城市變得漂亮了，但在一些地方，許多普通老百姓卻覺得，生活沒有變得想象中那么美好。
　　薛松林老人每天接送6歲的孫子上幼兒園。一路上，很多原來給人步行、騎自行車的地方，如今都停滿了汽車，行人被逼到馬路上。20分鐘的路程，老人幾乎一直拉著孫子的手，一旦身后有汽車的聲音，他們便躲在路邊，等汽車經過以后再走。“路修得越來越寬，但都是給汽車走的。過馬路要走很遠，行人走路沒有以前方便了。”薛松林老人說。
　　老人覺得，這些年來，他生活的城市里給有錢人消費的豪華場所越來越多，理個發五六十元，洗個澡一百多元，以前家門口就有的理發店、澡堂子卻越來越少。孫子上的是一所“雙語教育幼兒園”，每個月光學費就要四五千元。“好一點的普通幼兒園太難上了，沒辦法，只能花錢上這種貴族幼兒園。”老人告訴記者，一家人現在已經開始在為孩子上小學犯愁，要想上好一點的學校，花費可不少。
　　在不少城市，教育、醫療、文化和體育等公共服務行業都出現了高端化、貴族化的傾向：一方面，很多人的基本公共服務需要長期得不到合理的滿足，例如，普通患者為了看病，需要花很長時間排隊等候；一些城市的新區發展起來后，長期沒有建設配套的中小學和醫院，導致“上學難”、“看病難”；普通居民缺乏足夠的體育活動設施等。另一方面，在公立醫院中出現了很多高檔病房，學校中出現了高收費的高檔班級，甚至到公共體育館打場羽毛球也成了高消費行為。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許光建認為，在一些公共服務行業，存在著兩種不同性質的“貴族化”傾向。一種類型是基本合理的“貴族化”傾向，就是由社會力量興辦的教育或私立的醫療單位提供的較高檔次的服務。這種類型的服務，服務的對象主要是那些高收入家庭或群體，很大程度上具有私人物品性質。另一種類型是不合理的“貴族化”傾向，就是由政府舉辦的教育或醫院提供的高檔次的服務。這種“貴族化”使用的是公共財政資金、公共土地資源和公共人力資源，帶有歧視性，應當加以限制。
　　徐宗威表示，要根據多數人的需要提供城市公共服務，大多數公共服務應該是開放式、公平、平等。應根據不同類型人群的需要，確定不同的公共服務內容，而不是簡單的“一刀切”。

城市大了，“空間”小了
　　下午5點半，北京天色漸黑。劉文雄發完了今天帶出來的房產廣告，擠上一輛公共汽車，在晚高峰的人流和車流中，從慈云寺橋出發，沿著東四環，穿過繁華的望京，回到大山子附近的一處平房。這里是他和父母的家，一間50多平方米的平房，每月房租1100元。
　　22歲的劉文雄在北京長大。10多年前，他跟著上北京打工的父母從河南農村來到這里，在北京讀完了小學和中學，又在廊坊一所學校讀了中專。前年畢業后一直沒找到穩定的工作，最近干起了在十字路口發房產廣告的活兒。每一份傳單上都有他的名字和電話，如果有人拿著廣告買了房，劉文雄就可能有不少提成。但如果連續5天都沒有客戶拿著他的廣告打電話咨詢，飯碗就難保了。
　　劉文雄算是北京人，他對北京的一切都很熟悉。他又不算北京人，他戶口在老家農村，在北京沒有社保，無法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甚至沒有一個穩定的住所。
　　“我應該算半個北京人吧，在這生活了十幾年，眼看著北京變得越來越好，但好像跟我的關系不大。”劉文雄說。
　　劉文雄的話道出了許多普通人的感受。城市越來越漂亮，但不少人的生存、發展空間卻越來越狹窄。有些城市提出發展高端產業，限制小飯店、小商店等低端產業發展。人們擔心，這樣的發展，會使普通群眾的生活更加不方便，也使普通群眾的謀生空間更加狹小。偌大的城市，可以擺下無數高樓大廈，卻難擺下一些菜攤。
　　在一些城市，對農民轉化而來的“半市民”更是缺少足夠的關懷和保障。隨著城市化的潮流，每年有1000萬—1200萬農民從農村進入城市。他們生活在城市里，被統計在城市人口中，但他們以及家庭并沒有享受到城市的公共福利。
　　“城市化的完整含義應該是農業人口轉為非農人口，讓進城就業的農民在城市定居，并享有城市居民享有的一切。”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的《中國發展報告2010》指出，進城農民不應該是身份上屬于農民，職業上屬于工人，也不應該是地域上屬于城鎮，職業上還是農民，更不應該是大規模、長期化、一代接一代的流動就業。

城市是大家的城市
　　城市化中“貴族化”傾向的出現，首先是利益因素及其背后根深蒂固的GDP崇拜。中國城市國際協會會長羅亞蒙認為，城市化中大規模的新城建設、農村流轉土地的開發，背后都有房地產和工業開發的身影。通過迅速開發土地，能夠為地方政府換來可觀的土地收益。
　　其次，和現行的政績考核體系也不無關系。地方政府要展現城市化的成績，除了統計數據上的城市化，最直觀的展示方式就是新城。而且城市之間會出現攀比。
　　在高速城市化的過程中，城市決策者有必要想一想，城市化究竟是為什么，究竟應該走怎樣的道路。“貴族化”的道路一定是行不通的。
　　“城市是大家的城市”，羅亞蒙認為，隨著城市發展，一定會有階層的劃分，但占大多數的還是普通老百姓。城市化的目標，應該是以人為本，為不同階層都提供公共服務，讓廣大市民而不僅僅是少數高端人士享受城市化帶來的美好生活。
　　中國工程院院士李京文認為，城市化道路要以人為本，必須構建一個民主科學的決策平臺，讓廣大市民能廣泛參與到城市發展的規劃與實踐中去，使城市由人民自己來建設。如今，被各地廣泛采用的聽證會制度和城市發展規劃征求民意制度，已經開始體現這種“為人民建城市”的思想。
　　徐宗威強調，必須認識到，在快速城市化階段，城市不但是城市人的城市，也是農村人的城市。要特別關注城市化過程中“農民市民化”的實現。
　　“十二五”規劃建議提出，要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轉為城鎮居民，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專家建議，各地應編制農民市民化的一攬子計劃，可采取放寬落戶條件的方式實現農民、農民工的市民化，逐步將他們納入教育、醫療、住房等社會保障體系。................ (據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