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放]：4月12日《半島晨報》報道，大連60棟海景別墅建成14年因新項目面臨拆除。

　　國人對此類消息早已見怪不怪，因為這不過是近來諸多“短命”建筑名單中的一員，再多的媒體曝光只是增加了名單的長度，卻無法從實質上遏止中國建筑的“英年早逝”。
　　今年以來類似的事件和報道不絕于耳，“短命”建筑遍布全國各地。難怪建設部得出結論，中國的建筑壽命平均只有30年。
　　理論上講，中國建筑“短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事實上許多建筑并不是因為質量問題而拆除，問題出在不理性、不科學的規劃上。規劃的變化，必然導致拆舊建新，當然這樣的拆除與建筑物本身的質量和設計壽命毫無關系。在公眾追問原因時，當地政府無不以規劃為借口予以搪塞，而且這一理由還被使用得理直氣壯，大有“規劃至上”之勢。
　　在我國，公民合法財產權受憲法和法律的嚴格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犯，否則要承擔法律責任。被稱為公民恒產保護神的《物權法》更是明確規定，對于房屋等不動產和動產，非因公共利益需要并依法給予適當補償不得征收。新設立的建設用地使用權，不得損害已設立的用益物權。按照這些法律規定，政府規劃的變更，對土地使用權的出讓，不應包括已經依法出讓尚未到期的土地，否則就是侵權，是法律所不允許的。然而現實情況卻相反，政府規劃不僅可以處置未開發的土地，而且還可以重新處置已開發的土地，土地用途的改變自然引起地上建筑物的拆建。至此，我們不禁要問，在法治不斷健全的情況下，何以出現“規劃成為至上之法”的尷尬局面呢？
　　“規劃成為至上之法”的原因很復雜，有中國城市化進程飛速發展，就有規劃不適應新形勢的原因，有少數地方政府好大喜功、片面追求政績的原因，也有一個是法律的漏洞以及層層授權的原因，將決定公民權利的實質性權力最終交到了地方政府手中，而對這種權力缺乏必要的約束。
《物權法》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動產。而到目前為止，“公共利益”的內涵和標準在我國仍然是一個模糊地帶，這就等于把認定權交給了地方政府，什么都可以裝入“公共利益”這個大口袋。所謂“法定權限和程序”最終也表現為是否列入城市規劃及如何列入城市規劃。而《城鄉規劃法》對規劃的制定修改程序又規定得十分寬松，加之《建筑法》對建筑最低壽命沒有強制性規定，更無制造“短命”建筑的問責規定，因此，只要一納入“規劃”，土地使用權收回，公民的憲法和法律上的財產權就再也找不到強力支撐，公民權利大廈也就成為空中樓閣，必然坍塌。　
　　因此，要想減少短命建筑，就應該強化城市規劃的嚴肅性，約束政府的行政權力，堵塞權力無限下放的漏洞，只有這樣，公民的合法權利才能得到保障，短命建筑才會減少，中國的城市化才能真正科學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