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知青的歷史，經過大量文藝作品的書寫，歷史真實在受眾視野中逐漸敞開；但另一方面，知青敘事的模式化與知青群體形象的概念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人們對歷史的想象。韓東說：“我們的文藝在不知不覺中已構造了關于知青生活的諸多概念。”而這些抽象“概念”在文藝作品中是如何形成的，又在多大程度上能概括出差異性極大的知青情感經驗？由此，韓東深表憂慮：“不是知青的歷史不夠深刻，而是我們的文藝作品浮于表面。不是知青生活不夠復雜、沉痛，而是我們的文藝過于簡單、天真了。”正是因為過去關于知青的敘事太過于簡單化、表面化，那些“個人”的記憶在大眾的接受與認識中逐漸流失。在這樣的前提下，那些被政治意識形態所拒絕、被主流文藝思潮所淹沒的個人記憶，在文學敘事對歷史的再度建構中有待浮出地表。韓東的長篇新作《知青變形記》(花城出版社2010年出版)試圖通過對這段歷史的重構，實現他讓文學提供給后人的想象更復雜多義一些，更深沉遼闊一些的審美理想。
韓東的小說沒有梁曉聲作品中無比豪壯的激情與昂揚悲壯的英雄主義獻身精神，沒有張承志小說中那草原游牧生活的浪漫詩情，也沒有鋪展出史鐵生那充滿濃郁鄉土氣息的農村風俗畫面。韓東有意遠離了對歷史的正面敘述，他沒有著意去敘寫物質生存的貧乏，而是把以往知青敘事中關于歷史的文學想象擱置一邊，在個人記憶的召喚下，實現了一種極富“現象學”意味的“還原”歷史的敘事意愿。通過這種無限接近歷史現場的“還原”，韓東試圖在歷史結合點與分裂處的間隙中揭示一種文化的存在，而這種存在根植于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文化意識中。作者把人性放在城鄉文化視閾中考察，通過人物關系的精巧設計和簡潔清淡的敘述，使人性的昏暗與生命的荒謬本質在文本中獲得舉重若輕的呈現。
小說對運動中存在的幾股力量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對這種復雜歷史經驗的揭示，不僅激活了歷史事件在敘述中的現場感，也使作品對知青生存本相及其命運的揭示有了深厚的歷史根基。由于以福爺爺為代表的鄉村宗族勢力的存在，羅曉飛與邵娜的愛情曾一度受到了庇護。但一旦家族的利益遭遇危機，福爺爺又暗中撮合了羅曉飛與寡婦繼芳的火速“交配”，同時也直接導致了羅曉飛與邵娜的愛情灰飛煙滅。“知識青年”在以往的知青敘事中常常是以低姿態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但這部小說中知青老于的出現顛覆了我們對非個人化的知青群體形象的既有認識。他代表了鄉村眾多勢力中的一極，成為知青名正言順的代言人。這種向“權威”發出挑戰所顯示的氣概，不同于梁曉聲筆下的知青與大自然搏斗所表現出的那種豪情，而是知青與非正義力量較量時所展現的叛逆姿態。與此相反，大許的形象使我們認識到，“知識青年”不僅是荒謬年代的受害者、受騙者，某種意義上也是導致這場社會災難的參與者、共謀者。事實上，“知識青年”這個群體并非一池清水，而是存在著魚龍混雜的狀況。在某些知青出身的作家作品中，“知識青年”所不為人知的那些孤獨的個人靈魂的黑暗面，在作家的意識中被不自覺地拋棄了。相對于那些推卸歷史責任、回避靈魂污點的知青敘事來說，韓東對這一群體的靈魂陰暗面的檢視、拷問與剖析，體現了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感和深刻的生命反省意識。
這部小說直接以知青為視角，以荒謬的政治生態為背景，集中筆力塑造了南京知青羅曉飛的悲劇形象。外在身份的突變，以及愛情的破滅，使羅曉飛從“本我”變成了“非我”，其性格心理與精神狀態在個人與歷史的強制性遇合中發生了很大程度的變異。但韓東的興趣并不在探討身份認同的問題，而是為了強調生命內在的悲劇性。韓東更認同悲劇的力量。人的悲劇性在韓東的敘事中成為一種本質性存在。作者通過這個人物，試圖探察人在特定的歷史中，如何陰差陽錯地從一個人變成了另一個人，在這個過程中又如何實現了文化身份的轉換。羅曉飛從知青到農民的“變形”，并非外在意義上的改頭換面，也非自然環境上從城市到鄉村的簡單位移，而更大程度上是一種無家可歸的悲哀，是在一切遭遇毀滅之后對鄉村詩意世界的無奈的皈依。
《知青變形記》是作者在個人記憶的召喚下，激活有待被喚醒的歷史所形成的文本。關于知青的歷史在不斷的改寫中被喚醒，個體情感的原初經驗也隨之漸漸浮出水面。韓東對“歷史整體性”這一概念的懷疑，使他能夠深入事物的內部，自覺地抗拒歷史的同質化，認識到歷史的復雜性、豐富性和矛盾性，以及生命的內在悲劇性，形成了知青敘事的另一種審美價值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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