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前期

    第一節　清末民初的土家族
　　
    一、清末民初土家族地區的政治
　　
    （一）清朝的腐朽統治
　　
    太平天國革命時期，土家族人民積極參加反抗清朝腐朽的封建統治的斗爭，清政府調集大量兵力前往殘酷鎮壓。為了防止土家族人民的再次反抗，清政府在各府、州、縣和重要的軍事要地增派綠營兵駐防，同時嚴密保甲制度，并舉辦團練，組織地主武裝，進一步加強其反動統治。1856年，清政府下令加強土家族地區的團防，各府、州、縣分別制定團練章程，根據自然村寨組織團練。規定年十八歲至五十歲之間身強力壯的男子充當團丁，無論貧富，家出一丁；由當地地主充任團總，負責清查戶口，訓練團丁。并且實行連坐法，“責成團清其團，族清其族，如一家有犯，九家同坐”。對于消極懈怠的團丁要“從重懲罰”。1905年，清政府在推行“新政”的名義下，裁革綠營兵，編練新軍，先后在土家族地區建立警察制度，各縣設立警務公所，妄圖變換形式，以穩定其統治。
　　
    鴉片戰爭以后，腐敗無能的清王朝為支付給外國侵略者巨額的戰爭賠款，以及為鎮壓綿延不斷的農民起義而需要的浩繁的軍費開支，不斷增加賦稅，對全國各族人民實行殘酷剝削。1855年，湖南巡撫駱秉章在省內征收厘金，在各地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遍設厘金局，對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無論大小貴賤，只要貨物過境，全部征稅；有的商品從原料到制成品要先后征稅幾次。各府、州、縣為解決所需經費，也任意設局抽厘，敲骨吸髓。1892年，永順知縣因辦大鄉書院，經費無著，于王村設厘金局，征收商品過境稅。其稅以鹽為大宗，油、堿次之。由四川途經王村運出的鹽，每簍征稅117文，入境的淮鹽每簍征稅70文；油一簍，堿一桶，各征收40文。征收厘金的結果，造成商品價格上漲，商人將這些額外負擔轉嫁到廣大土家族勞動人民身上。
　　
    其他各項苛捐雜稅也名目繁多。鴉片戰爭前，清廷在土家族地區只征收秋糧銀一項，而且數額不大；鴉片戰爭以后，各種雜稅逐年增加，僅四川秀山縣的民間雜賦門戶差就“日送新、日夏麥、日秋糧、日芝麻、日茶、日筍、日朝貢表箋、日月會費、日束惰、日助邊鑲、日戶稅，近苛斂矣”。1901-1909年的九年中，房契稅正銀一兩征稅由2分增加到9分，加重3倍以上。
　　
    夫馬差役更是有增無已。凡官員往來過境，文武童生應試，都要向農民攤派差役，動輒需夫千名、數千名不等。“所當差者，均系無告貧民，竭蹙悲號，溢于道路”。土家族窮苦農民不但承擔差役，而且夫谷夫錢也要由他們負擔，“夫谷夫錢，有由一而累百累千者，小民不知不識，歲苦其供”。
　　
    清廷腐朽的政治統治和殘酷的經濟剝削，使國內的階級矛盾日益尖銳。辛亥革命前兩三年間，廣大農民抗糧、抗捐、抗稅的斗爭洶涌澎湃，席卷全國，因而清朝在土家族地區的統治更趨殘酷。1909年，清朝派往永順的新任知縣，誣蔑對清政府腐朽統治不滿的土家族人民為“匪”，競揚言“非殺數萬人不足以了此浩劫”，妄圖實行血腥屠殺來阻止土家族人民的反抗。
　　
    （二）軍閥混戰及其黑暗統治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統治，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但是，在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的支持下，革命的勝利果實卻被袁世凱竊奪。從此，土家族人民又處于北洋軍閥與當地大小軍閥的黑暗統治之下。控制土家族地區的擁袁勢力，在各縣委任官吏，派兵駐防，并成立警備隊，以加強對土家族人民的統治。他們在維持地方治安的名義下，紛紛組織團防。永順縣民國元年，由地主豪紳開會議定，將原保甲總局改為團務總局，各保設立團務分局，招募團勇，以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秩序。
　　
    在反對袁世凱帝制復辟的護國之役中，控制和盤踞在土家族地區的大小軍閥，在“討袁”的名義下，各樹旗幟，紛紛宣布獨立，實際上他們乘機攫取權利，擴大地盤，成為霸據一方的割據勢力。這些大小軍閥為了擴展實力，搶奪地盤，不惜大動干戈，相互廝殺，長期混戰，弄得土家族地區歲無寧日。各股勢力對永順縣的爭奪，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1916年3月，張家界的羅劍仇率眾攻入永順縣城，不久退出。綏靖鎮營長孫炳炎領兵四百余人乘虛進駐縣城，當其得知自稱北伐討袁軍司令的田月卿率眾千余人準備攻城時，星夜逃走，田月卿不戰進城。不幾日，尹桂卿亦率領百余人人城爭奪，田月卿以尹桂卿私通北洋軍為借口將其殺死。接著，僭稱總司令的甘清平和號稱統領的劉云山亦擁兵入城，雙方大有劍拔弩張之勢。甘、劉以形勢于己不利，又率眾退出。于是，田月卿的勢力逐漸強大，田趁保靖、桑植兩縣官員早已逃遁之機，派其弟田吉卿領兵攻打桑植，令部下杜標攻打保靖。甘清平、劉云山為雪田月卿威逼出城之恨，聯合龍山縣團勇，與田月卿軍激戰于釣磯巖，大戰兩晝夜，田軍死傷慘重，潰退出城。甘、劉軍尾隨其后，田軍逃走，甘、劉軍復占永順縣城。田月卿投奔自稱辰沅道尹兼湘西軍政府總司令張學濟，張即派乾城駐軍團長姚忠誠、統領李必富前往永順，攻打甘、劉，經過激戰，甘、劉敗退，姚、李軍進入。1917年，綏靖鎮總兵謝重光在姚忠誠軍撤離時，立即率兵移駐永順。不久，駐在辰州的靖國聯軍第五軍司令林德宣以援助四川為名，圖謀占據永順，與謝重光的何之禎部激戰于牛路河，林軍敗退，竄往桑植。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大小軍閥及各股勢力對永順縣城的爭奪競達七次之多。不僅如此，湘、鄂、川、黔接壤的土家族地區，是四面交通孔道，因而成為北洋軍閥和湘川黔滇等地方軍閥激烈爭奪的重要地區，以致軍隊往來穿梭，名目繁多。“其時統兵各員，隨時設立名目：日游擊、日隊長、日司令，與一切護法、靖國、討袁……諸軍難屈指數。且來去無常”。
　　
    長期的軍閥混戰弄得民不聊生，鋌而走險的土匪隨之日增。他們打家劫舍，橫行鄉里，“甚者結黨成群，名日拖隊伍；擄人勒贖，名日捉肥豬；焚燒屋宇，名日扯紅旗；騷擾地方，名日吃招待”。但是，這些為害甚烈的土匪卻成了大小軍閥重要的兵源。他們官匪勾結，相依為命。各派軍閥專以收編有槍支之股匪為能事，以擴充自己的勢力；而土匪亦藉受招安為護符，到處搜逼槍支。因此，兵匪實屬一家，今日為匪，明日即可為軍。
　　
    各派軍閥經過長期的激烈混戰后，為了保存自己的實力，暫時減少沖突，彼此妥協，議定在各自割據的范圍內建立防區。酉陽、秀山、黔江等川東地區歸石青陽管轄；爭奪湘西的軍閥張學濟駐扎沅陵上游及辰溪等地；鳳凰、乾城、麻陽等地歸田應詔管轄；永順、龍山、保靖、桑植由林德宣占據；進攻四川敗北的北洋軍閥皖軍吳光新部則盤踞鄂西。這些軍閥在各自割據的防區內，不僅控制財政，橫征捐稅，派差拉夫，而且所有行政、司法、教育等權都為其掌握。貪得無厭的軍人深知防地的重要，懂得防地是軍費的主要來源，有了軍費，就可以不斷擴軍，隨著軍事實力的擴張，就能夠以戰爭手段擴大防區，以致相互混戰，干戈不休。他們利用封建宗法關系和人們的鄉土觀念，建立效忠于自己的“子弟兵”，以親屬、同鄉、同學掌握軍隊各級領導大權，結成封建軍事集團。他們之間為了保持和擴大自己的地盤和實力，往往彼此勾結，互相利用，一旦利害沖突，便翻臉無情，互相火并。
　　
    1911-1919年間，由于軍閥混戰不息，土匪橫行無忌，土家族地區的社會秩序動蕩不安，政治異常黑暗。如永順縣，在民國初年，時而裁縣留府，時而裁府留縣，建制不定；已經建立的府議會也因軍閥的干擾而時立時散，成為“尚無定制”的狀態。
　　
    各派軍閥可以隨意任免官吏，控制地方政權。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巧立名目，增加賦稅，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榨，土家族人民的負擔越來越重。1912年，湖南省議會以人民有納稅的義務為名，將清朝時在湘西采買的大量兵谷改為田賦，并停發采買銀兩，因此，農民的田賦負擔急劇增加。永順縣政府規定：不按期交納田賦者，以三期為限，每限以二十天為期，“初限者，每石加錢六十文，二限倍之，三限又倍之”。1914年又增加警備隊、警察所、勸學所、守城營兵等附加捐稅，與田賦一起征收。
　　
    1917年，僅湖南省長公署統計的永順、保靖、桑植、張家界、龍山五縣，每年征收的賦課竟高達2682萬元。
　　
    此外，養兵費用及一切差役都由農民承擔。頻繁的軍隊往來，延續不斷的混戰，更是殃及商民。凡軍隊過境，都要向商民勒索招待費，或強迫代為籌集各項捐款，“自民五以后，攻城劫寨，習為常故，腰彈肩槍，儼然軍隊，猶復大張旗纛，或稱北伐，或號討袁，籌款捐貨，無虛日月。政府中無計收拾，強事招安，卒之，此撲彼興，為禍無已”。
　　
    那些駐扎一地的軍人，更是如狼似虎，貪得無厭。張學濟部團長向澤南駐防永順縣上下榔保時，“括財巨萬，地方不堪其擾，土人赴辰訴者眾”。張學濟深恐于己不利，被迫密派李達武以籌劃軍情為由，將向誅掉。而李的貪婪較向尤甚，他把向所括巨萬資財大多據為己有，并將永順城附近的老校場、新校場、火藥局、協署前后基地等官地，以武力相威脅，勒民分買，所得錢財盡入私囊。
　　
    把持地方權力的官僚、軍閥還濫發紙幣，肆意搜刮，大發其財。1912年，永順知府連培基利用市面流通的官鑄典錢和私鑄市錢的區別，一面下令禁用市錢，一面派親信強迫商民用市錢兌換典錢。當市面上流通的典錢日漸減少，市錢大量貶值時，又迫使商民用典錢兌換市錢，“往來盤剝”，利人私囊，商民深受其害。軍閥張學濟私設湘西銀行，濫發紙幣，不能兌付。當時僅僅湘西銀行發行而流通市面的紙幣就有湘西債票28萬元，湘西銀行銀元票約120萬元，銅元票20萬串之巨。1918年，湖南銀行發行的銀元票、銅元票等各種紙幣，因不能兌現，幣值僅為票面的千分之四五。1919年春，張敬堯任湖南督軍時，以整頓金融為名，令自己開辦的裕湘銀行發行紙幣，又發行以五年為期的“惠民儲蓄票”，不到幾個月，張即敗走，這些貨幣變成一文不值的廢紙，以致“產業破產，商業停頓”。
　　
    長期的軍閥混戰，黑暗的政治統治，給土家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兵匪猖獗，無時不有，無處不遭蹂躪，成為當時最大的災害。商業凋敝，市場時閉時開，物價飛漲日甚一日。農村田園荒蕪，戶口凋零，廣大農民無法生產、生活。一遇歉收，糧價上漲，斗米千錢，貧苦農民只有靠挖蕨打葛，甚至剝樹皮、草莖為食，生活極其悲慘。
　　
    一、帝國主義侵入后土家族地區的經濟
　　
    鴉片戰爭以后，資本主義列強迫使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國封建社會逐漸解體，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逐步深入，中國社會的劇烈變動，無不牽動著湘鄂川黔接壤的土家族地區，使土家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發生很大變化。
　　
    （一）資本主義的商品傾銷
　　
    帝國主義強迫清朝政府先后將漢口、沙市、長沙、重慶、岳州、萬縣等城市開設為商埠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隨之相繼運至土家族地區傾銷。資本主義國家商品侵入土家族地區，主要由長沙沿湘江，經常德、津市、沅陵至湘西；由漢口、沙市、宜昌、萬縣等通商口岸至宜都，經清江至恩施、宣恩、利川等地；從重慶順長江而下至涪陵，溯烏江而上至川東南的酉陽、秀山、黔江一帶。清文宗咸豐末年，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已經銷售至來鳳等地。
　　
    1861-1911年間，銷往土家族地區的洋貨主要有英、美、德、日等國的棉布、棉紗、呢絨、煤油、肥皂、火柴、香煙、快靛、堿、五金等商品。以棉紗為例，常德是湘西的貿易中樞，棉紗集散的重要市場，由岳州關進口的洋紗，其中7/10運集常德，分銷于沅江上游及常德附近各縣。沅江上游的銷售市場中有永順府城、王村，保靖縣的隆頭，龍山縣的洗車、里耶等地。湖北的施南府，來鳳縣的卯洞，四川酉陽的龍潭、秀山的石堤，湖南花垣的茶峒等處，都是常德洋紗分銷的市場。據統計，1900年岳州關進口洋貨棉紗573擔，價值14800余關平兩，到1914年進口棉紗猛增至58 398擔，價值1463600余關平兩，15年間增加了100倍。1900年前后，宜昌進口的洋紗成倍增加，其中英國紗從1900余磅增至2 600多磅；日本紗由28000余磅增至141000多磅；來自印度的棉紗增長也很迅速。另據《湖北全省實業志》記載：1918年由漢口運至宜昌、沙市等商埠的外國商品，有洋布13萬余匹、棉紗16萬余擔、洋靛5900余擔、洋堿46800余擔、煤油478萬加侖、香煙26.9萬余支、火柴20多萬格羅斯。這些洋貨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傾銷到施南府屬各縣。
　　
    此外，英國還于清光緒末年在永順縣設立郵政支局，直接操辦郵政事業。
　　
    隨著外國侵略勢力的日益深入，資本主義國家商品的逐年大量傾銷，土家族地區封建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逐漸遭到破壞，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永順縣的土家族人民原來多穿自種、自紡、自織的土布，并以多余的土布供應附近各縣，甚至遠銷外省。自從英國、日本的洋紗、洋布傾銷以后，手工業者受到沉重打擊，土布漸漸失去銷路，產量日漸下降，一些家庭手工業和手工織布工場相繼被迫停產破產，永順由土布的輸出縣一變而為紗布的輸入縣。
　　
    土家族人民利用山田隙地種植而供自己染布的土靛，是湘鄂川黔邊地區的有名土產之一，由于德國、日本快靛的輸入，染坊多購快靛，土靛受到排擠，種者頓減。
　　
    土家族的黃蠟、白蠟生產具有悠久歷史，產品向來外銷各地，但由于洋蠟的輸入，土蠟的銷售市場逐漸被洋蠟占領。此外，英國煙草公司的卷煙在土家族地區亦甚暢銷，致使煙葉的種植逐年減少。
　　
    （二）大量掠奪原料
　　
    帝國主義國家在大量傾銷商品的同時，又大肆掠奪廉價的原料。土家族地區久負盛名的桐油、茶葉、木材、藥材等土特產，成為他們掠奪的主要對象，其中以桐油為大宗，茶葉次之。土家族地區是我國桐油的重要產地，其中以四川秀山的桐油最為著名。過去桐油并不出口，國外銷售有限，自從外國人發現桐油可作油漆后，就大批掠奪運走，暢銷歐美。
　　
    1885年漢口開設商埠后，英美等國即設立煉油廠，各地商人鏖集土家族地區。清光緒年間，僅湖北、江西等省商人，就在秀山縣設立八個大商號，專營桐油生意。中國商人收購桐油，轉運漢口，售于外商，加工提煉后輸往英美。1899年岳州開為商埠，1904年長沙開為商埠后，兩地成為湖南桐油出口的重要集散地。1911年，’全國各關出口桐油數量中，由長、岳兩關出口者就占15.58%，僅岳州關每年報關出口的桐油都在30萬擔以上。在長、岳兩關的出口桐油中，湘西的桐油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外國侵略者為了掠奪更多的桐油，英國還在常德設立安利英洋行，專門經營桐油，自此常德、津市兩地就成為沅江流域和澧水流域的桐油集散市場。
　　
    位于長江沿岸的萬縣，1915年開為商埠后，即成為貨物集散的中心。美國在萬縣設立美孚油行，專門收購桐油和銷售煤油。長江以南的恩施、利川、咸豐、宣恩、鶴峰、五峰、巴東、石柱等縣出產的桐油，都集中于宜昌、萬縣外運。1918年，萬縣關的貿易價值為558萬余海關兩，其中以桐油輸出為大宗商品。酉陽、秀山、黔江等縣的桐油，主要集中于當地烏江入長江之口的涪陵，然后2/3的桐油運抵萬縣，1／3運至重慶。據《四川桐油貿易概述》記載：涪陵“集中內地如酉、秀、黔、彭等地之油，以運渝、萬兩埠出售者，年達四至七萬擔之巨，實為四川桐油之一大轉口市場”。此外，酉陽、秀山、黔江等縣的桐油，還途經湘西，集中于常德、津市兩市場，數量也相當可觀。
　　
    桐油雖然暢銷國外，但土家族人民并沒有得到什么好處，因為桐油的價格操縱在漢口、萬縣、常德等地外國洋行之手，完全受他們支配。外商往往以低廉的價格收購大量的桐油，從中攫取暴利。1892-1911年的近二十年間，湘西的桐油一斤僅值60～80文，與煤油的價格相等。本來桐油的價值要比煤油的價值高得多，而帝國主義國家正是通過操縱價格，以不等價的交換形式來掠奪和剝削土家族人民。民國初年，國際市場對桐油的需要量日益增加，帝國主義國家在我國修筑鐵路不斷增多，油漆車廂所需桐油量很大，因而桐油的價格開始上升，每斤售價600文，高出同期煤油價格的兩倍。
　　
    茶葉是土家族地區大宗土特產品之一，其中以鶴峰、古丈的茶葉品質最佳。清光緒初年，廣東商人已抵達鶴峰州，在五里坪開設泰和合、謙慎莊號，專營紅茶，運至漢口，轉售外商出口，被“洋人稱為高品”。帝國主義國家的商人采取慣用的手段，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盡量壓低茶葉的價格。1892年春，湖南因為氣候失調，紅茶受病，輸出的茶葉偶有參差，英商就借故挑剔，趁機壓價，湖南茶商被迫減價出售，結果湘茶“虧本一百余萬兩，洋人大獲其利”。1893年，英商又以壟斷茶價的辦法，弄得“華商無計可施。……湘商又虧本一百余萬兩，傾家蕩產者有之，投河自盡者有之”。
　　
    在帝國主義的壓榨下，我國茶商束手無策，深受其害；但茶商又以壓價收購的形式將損失轉嫁到茶農身上，致使茶農所受剝削更為嚴重。屬于湖南茶區之一的湘西，各族茶農、茶商均在受害之列。
　　
    （三）鴉片的普遍種植
　　
    清咸豐年間（1851-1861年），作為英國侵略者的特殊商品的鴉片煙，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一道侵入土家族地區。到了同治、光緒年間（1862-1908年），土家族地區鴉片的種植已較普遍。在酉陽州，因鴉片“得價甚昂貴，故鄉村籬落皆遍植之”。但是，腐敗無能的清廷對毒害各族人民身心健康的鴉片不但不嚴加禁止，反而在土家族地區及其附近地帶遍設厘卡，征收鴉片稅，作為重要的財源。以川東地區為例，1861年，清政府即在涪州設土厘局，并相繼在彭水縣和酉陽州交界的兩河口、酉陽州境內的龍潭場、黔江縣與彭水縣接界的郁山鎮、石柱廳境內的楊渡溪和烏舉鎮、北堤場等地，設立土厘局，征收鴉片煙稅。僅涪州土厘局一處征收的鴉片厘金，枯年約3.3萬余兩，旺年達4.6萬兩左右。
　　
    一些地主富商也把經營鴉片作為發財致富的重要手段，在涪州開設的福大祥、合成、徐均福、祥豐厚等鴉片煙莊，將酉陽、秀山、黔江等地收購的鴉片，委托外商運輸，從中大獲暴利。
　　
    辛亥革命以后，軍閥混戰，大大小小的軍閥都把鴉片作為增強實力、擴大地盤、中飽私囊的最大財源。長期占據川東、鄂西的四川軍閥劉湘、楊森，盤踞湘西的軍閥張學濟、田應詔，各在自己的防區內強迫農民種植鴉片。川東道尹黃復生還派員四處勸種收捐。于是，鴉片的種植在土家族地區更加泛濫，其中尤以酉陽、秀山、黔江等縣最為嚴重。鴉片的運銷都由大小軍閥直接操縱控制，并巧立煙苗稅、印花稅、啟運稅、過境稅、出售稅、內銷稅、紅燈稅、附加稅等名目繁多的捐稅，進行勒索。特別毒辣的是，他們對不愿種植鴉片煙的農民還要課以“懶稅”，或者加倍征稅。農民如若只種糧食作物，不種鴉片，則種糧食一年應完三年的稅，如明年再不種鴉片，則應完五年的稅。在這種高壓強制手段下，土家族農民被迫不得不把大量的良田沃土改種鴉片。
　　
    鴉片的廣泛種植給土家族人民造成了無窮的災難，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糧食產量銳減，不能自給，每年依靠外地輸入米糧，整個農村經濟瀕于破產。各種名目的煙稅，使得土家族“人民所收煙土不夠交納捐款，一時告貸無門，有的賣耕牛，典青苗，售房屋，嫁妻鬻子，有的個人自殺甚至全家自殺”。
　　
    （四）商品經濟的發展
　　
    資本主義國家商品的大量傾銷，破壞了土家族地區農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使一些從事家庭手工業生產的農民與城鎮手工業者逐漸趨于破產。一些農民在被迫放棄家庭手工業生產后，為購買日用工業品，不得不出賣部分農副產品作為交換，使農業生產和商品市場日益密切聯系起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土家族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
　　
    資本主義國家商品侵入土家族地區的初期，由于山高路險，交通不便，洋貨時斷時續，傳統的手工紡織業仍能在洋紗、洋布有時未至的間隙中緩慢發展。土家族婦女利用農閑時間紡紗，“城鄉四時，紡聲不絕。村市皆有機坊，布皆機工為之。每遇場期，遠近婦女攜紗易棉者，肩相摩，踵相接也”。來鳳縣的手工業者不但能織染“斑然可愛”的各色花布，而且還能以棉線織成．染有花紋的線毯，利用牛毛作原料織成牛毛毯，在市場上出售。清朝末年，隨著洋紗、洋布的大量輸入和傾銷，土紗、土布失去銷路，市場被洋貨占領，土家族地區的手工紡織業才逐漸衰落。
　　
    但是，由于商品交換的日益發展，包裝商品所用的紙張隨之增多，卻又刺激了手工造紙業的發展。永順、恩施、利川、咸豐等縣的土家族人民就地取材，利用樹皮、稻草為原料，土法造紙，售予商人，以供包裝貨物之用。永順縣的外白砂保、白羊溝、穿洞、老羊溝等地的紙廠造的土紙，多銷往保靖等縣。長陽縣民間集資建立斗方紙廠、皮紙廠，斗方紙廠雇傭40余名工人，年產紙20多萬塊，值洋近2萬元。
　　
    桐油、茶油、茶葉和藥材等土特產品的大量出口外銷，規模不大的手工榨油廠和茶葉加工廠也不斷建立起來。同時，裝運貨物箱、桶、筐、簍的需要量大大增加，因而刺激了木、竹手工業的發展。咸豐縣利界坪的木工技藝很高，所制木桶不用木屑，盛油經久不漏。這些手工行業是適應帝國主義大量掠奪原料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實際上成為洋行買辦的附屬加工廠。
　　
    生產鐵質農具和生活用具的手工鐵器業也有發展，咸豐縣丁寨的鐵工還能仿照新法制成極快的后膛槍。1919年，永順縣建立了粗具規模的綜合性的工藝廠，內設制造槍支、修理機件的機械部，織造布匹、裁縫衣襪的縫紉部，雕刻圖記、石印書表的印刷部。因為資金不足，時辦時停，以后華洋籌賒會雖將3 800元撥給該廠，又再事募捐，籌集資金，大有重新興辦之勢，結果又復停頓。
　　
    在清末洋務派“求富”的思想影響下，土家族中的一些地主、富商自籌資金，集股合辦，或與重紳合辦，開采當地蘊藏豐富的礦產資源。同治年間，永順縣龍家寨田姓在二灣界試采鐵礦，“常獲厚利”。建始縣招商在紫密等洞開采硝礦，每年可產凈硝3萬余斤，銷售施南府屬六縣，銀匠鋪戶所需用硝，不必再從河南、湖南等省購買。秀山縣開采的丹砂，各“廠戶販運出境，歲利幾萬金”。有的廠戶將丹砂“蒸液成水銀，利亦二三千金”。陳際臺經營的砂廠，大獲其利，“未數年，成富室”。到了光緒年間，煤、鐵、銅、鉛、銻、金等礦產資源的開采更趨活躍。鶴峰州經招商局奏準，招商集資于九臺鄉設局，開采銅、鉛，不久就見到成效。永順縣白砂保大胖山的鐵礦、車溪洞山的銻礦，商民集股開采，但因技術落后，鐵的質量不高，或因礦藏量少，無利可圖，才沒有辦下去。1906年，古丈坪廳“將舊空存的種植局改稱礦務疏河植局”，命城千總向天爵為總經理，把總陳季春負責經營，金礦由官辦，煤、銻由官招股合營。其招股辦法為：山主以礦山作股份入股，不愿入股者地皮憑公作價；商股以五千文為大股，一千文為小股，大股先招六十，小股先招二百；獲利按股分紅，股票可以自由買賣。先后在古丈坪廳開采門檻巖、洞坪的金礦，鴉角山的鐵礦，三道河的煤礦，古牛巖的銻礦。由于清朝官吏顢頇無能，濫用人員，經營不善，在三道河采掘三個月未見出煤。而集股商辦的古牛巖銻礦，所掘銻礦每噸可值銀三四十兩至五六十兩。1916-1918年，由商人集股的民信、建華等公司，在鶴峰縣望水臺，建始縣六大拐山，咸豐縣的大茅坡、茶園溝、孫家坪、天寶倉，巴東縣萬戶沱等地，開采銻、鉛、銅礦。
　　
    在農村商品經濟中，除桐、茶、漆、五倍子等大宗出口外銷的商品發展較快外，養蠶業也隨之發展起來。過去土家族不事養蠶，即或養蠶，數量也極少。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土家族農民利用農閑時間植桑養蠶日益普遍。古丈坪廳的土家、苗、漢等族人民從長沙等地購買桑株，在房前屋后種植，擴大養蠶的飼料來源，“近城養蠶者十室六七……每斤值一千五六百文”。“本城羅依溪民間桑葉，從前任人摘取，近須以鹽數斤易葉，漸知貴重”。四川酉陽過去養蠶農戶極少，“近則漸多，所織生絲亦甚堅韌”，“如州南鵝池一帶之釉，可不亞于川釉”。此外，有些農戶種植木棉和蠟種，放養蠟蟲，亦能獲利。
　　
    商品經濟的發展也促進了商業的進一步發展。由于土家族地區與漢族地區經濟交往日益頻繁，漢族商人接踵而至，販運大量的日用百貨至土家族地區銷售，然后收購土特產品運出境外。在來鳳縣，“商人列肆，所賣漢口、常德、津沙二市之物不一，廣貨、川貨四時皆有，京貨、陜貨亦以時至”。商業日漸繁盛，散處各地水路交通要沖的農村集市貿易十分活躍，除定期的集市、圩場可以交易外，在各重要城鎮還有不受期場限制，每天都可互通有無的“百日市”。同時，在各縣之間的邊沿地區還不斷出現了一些新的集市，如恩施、利川與咸豐縣的交界處新設了三星場，利川與咸豐交界處新設了八家臺場。
　　
    每逢趕場，土家族農民即到附近的集市、圩場出售自己生產的農副產品及畜產品，購買生產工具和布、鹽等生活必需品。農村集市無論大小，交易都很活躍。古丈坪廳的清吉場，每到旺季開市，參加交易的土家、苗、漢等族群眾“日有千余人”。
　　
    在商業中，無論是開店設鋪的坐商，還是往返于各處集市的行商，絕大多數都是資本不多、經營品種有限、本小利微的小商。但是，適應帝國主義掠奪原料的需要，也出現了一些資本比較雄厚，專門經銷桐油、茶油、茶葉、木材、藥材，囤買囤賣的富商大賈。古丈坪廳的三傅、冶城等油商，一年的營業額收入達數萬金。鶴峰州的泰和合、謙慎安則是以專營紅茶的富商。這些巨商多系外地的漢人，土家族中的富商則為數極少。
　　
    商人販運出境的大量土特產品和入境的各種商品，能否獲利，獲利多少，其價格直接受常德、岳州、漢口、萬縣、涪陵等地的外國洋行及其代理店的支配。外國洋行及其代理人往往以壓價的手段收購土特產品，而將銷往土家族地區的洋貨抬高價格轉售于商人，致使商人獲利甚少，以至有時無利可圖。永順縣的商人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爭取獲得較多的利潤，對外國洋行及其代理店任意壓價或抬價的行為進行了斗爭。他們聯合在常德設立進出貨物交易總代理員，“以監督代理店之買賣，或取消代理店，而為貨棧之設置。庶幾出口貨可獲相當利益，而入口貨可得減少其高利”。
　　
    隨著商品經濟和商業的發展，土家族地區各縣城及重要貿易集鎮相繼出現了各種行會組織。這是各行業的手工業者和商人為了維護本行業的利益，避免來自漢族地區的商人獨專其利而采取的一種保護措施。縫衣服的有軒轅會，木匠有魯班會，鞋匠有孫臏會，銅鐵匠有歐冶會，  “一切匠作，莫不有會”。這些行會組織，是由各行業的手工業者及商人自發組織起來的，都有嚴格的行規，對那些違犯行規的手工業者，行會照規給以處罰。但是，隨著大量手工業者的破產，行會組織也逐漸解體。
　　
    清朝末年，在各種分散的行會組織的基礎上出現了統一的商會。商會的出現，對保護土家族地區手工業者與商人的利益起了一定的作用。“近年商會萌芽，收買漆、倍，本地商民亦能分利者”。但是，辛亥革命以后，軍閥長期混戰，土家族地區成為湘、黔、川三省軍閥相互爭奪的重要地區，進出貨物頓顯停滯；軍隊往來，派款索捐，各地商會忙于招待籌款，致使商業日益蕭條，“故一遇風潮，即便閉市”。
　　
    （五）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和農民的破產
　　
    資本一帝國主義的侵略雖然使封建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破壞，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并出現了一些資本主義性質的工礦企業和商業；但是，由于土家族地區處于湘鄂渝黔四個地區交界地帶，山高路險，交通不便，因而封建經濟仍然占有優勢。農村中的大部分良田沃土都為地主階級所有。地主階級利用自己占有的大量土地，出租給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或者自己直接經營部分土地，采取地租、雇工和放高利貸等形式殘酷地剝削農民。
　　
    地租主要以實物為主，一般以當年產量計算，地主與佃戶按“四六”或“對半”分成；有的在“對半”分的原則下，地主還要從佃戶所得部分“逢十抽一”，有的甚至高達“六四”分的。此外，還有“死租”與“活租”之分。“死租”是指“定額租”，即不管每年收成豐歉，甚至顆粒無收，佃戶都必須向地主繳納固定數量的地租，活租系租佃雙方以每年的實際產量確定租額。不論哪種地租形式，都是以對地主階級有利為前提條件的。
　　
    地主階級除進行高額地租剝削外，還兼放高利貸，對農民進行超經濟剝削。貧苦的土家族農民一遇天災人禍，生產生活發生困難，便被迫向地主借債；地主即乘人之危，錢以年息十分之三的高利，糧以十分之五加息，盤剝農民。有的農民借債到期無力償還，不得不忍痛將自己僅有的田地和房屋折價還債，“良伺借谷磊（疑為累）利無已，動至一二斗谷折算及于房屋”。每遇荒年，地主階級便囤積糧食，任意抬高糧價，大肆聚斂財富。
　　
    掌握農村保甲權力的地主豪紳，還利用采買“兵谷”之機坑害農民。清政府歷年撥出專款，用以采買兵谷，由地方官吏交給保正按畝征購。但是，此項銀兩多被經管采買的官吏和保正貪污中飽，農民交售糧食從未得到分文糧價。每當采買兵谷時，保正、豪紳橫行鄉里，趁機敲詐勒索，“甚至拘押欠戶，勒出保費多于欠數十倍。民間大罹剝削，眾論沸騰”。農民“因而傾家敗產，不一而足”。
　　
    洋貨的不斷進入，商品經濟的發展，刺激了地主階級擴大財富的貪婪欲望。有些地主利用土地剝削所得，投資辦工廠，開礦山，或者兼營商業；同時又以辦工礦業或商業的利潤，大量購置土地，使土地愈來愈集中于封建地主手中。如清光緒年間，龍山猛西湖的地主向仁豐家，原來只有一千多擔租谷的田土。他的兒子有的經營米糧、桐油生意，有的做官，到了光緒末年，其購買、兼并的土地，高達年收一萬多擔租，龍山縣的他砂、八渡、召寨、猛西等地的土地，大多數都為他家所有。其他像雷萬代、陳開弟等擁有兩三千擔谷的地主也有增加，而廣大農民則紛紛失去土地，淪為地主的佃戶和雇工。